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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康:​“回首大萧条与罗斯福新政”线上研讨会上的发言(2020年3月20日下午)

贾康贾康 03月25日 09:57 发布于[财经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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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康,第十一届、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和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

  贾康:谢谢文炼。大家好!前面小鲁教授讲后,文炼主任做了点评,嘉明教授也做了点评,很受启发。我前些天拿到小鲁教授大作,拜读以后自己的想法非常愿意跟大家交流。我的发言分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首先要充分肯定小鲁教授这个研究成果有不同凡响的发现,但从时间上考虑,这方面我点到为止,尽量简洁地说一下,有三点:

  第一点,这个研究成果所揭示的历史图景,是新政并没有以财政赤字作为关键性的政策要件——而这是我们过去普遍接受的说法,中国的学者,据我所知,大家都说罗斯福新政肯定了实行政府干预和扩张,那是离不开赤字手段的,而小鲁教授说明不是这么一回事儿。那么是怎样一个情况呢?根据小鲁教授的研究,按我的理解,我愿意表述为:新政是以政府适度干预的结构性供给管理为主要的实质性内容,赤字手段不是它的特点,而财政支出结构优化调整(特别是选择性增加公共工程投资)、一系列的社保与分配制度的变革等,是新政的关键。

  第二点,我认为小鲁教授的研究成果非常清晰地告诉我们,凯恩斯主义的理论成果是成型于新政之后的,他的政府干预主张的具体内容,和新政实践有相当大的区别,而这一点过去也是模糊的,过去总认为新政和凯恩斯主义至少是同时产生,他们互为印证,一个是理论,一个是实践,而小鲁教授说清楚不是这么一回事儿。当然,有一个具体表述,小鲁文字里是说他们是根本性的区别,我后面要说到我的理解:应该是相当大的区别,但似乎他们还确有重要的共通之处。

  第三点,是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反思和梳理,十分必要。其实这也印证了我们这几年致力于做经济学研究创新中的一个要点,就是中国学者虽然在经济学理论研讨方面起步比较晚,但是我们的研究中间要注意到,全球范围内一些影响重大的经济学流行观点、主流认识,其实未必扎实,往往会以讹传讹。这一次小鲁教授的研究成果,又一次表明了这样一个重要问题。

  第二层次,我想稍微展开一点谈谈可进一步细化讨论的一些地方,也是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纯粹是技术性的,点到为止说一下。小鲁教授这个非常好的文本,原来的题目是《美国大萧条与新政再思考》,我理解“大萧条”概念肯定是出于美国,但后来一般人接受它,已把它看作一个所谓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全球性的经济危机,莫不如按现在小鲁教授这个PPT的题目,把它表述为“大萧条与罗斯福新政的再思考”,似乎就更贴切一点,这纯粹是一个技术性的表述问题了。第二点,大萧条和原来中国学者们就接受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所揭示的,也是很多非马克思主义者也认账的“十年左右一次的经济危机”,显然在形态上有传承的特点,它是又一次危机,但是这个危机的力度是明显升级了。而在新政和凯恩斯革命以后,正像小鲁教授和前面的点评者都说清楚的,明显缓解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压力,这是基本事实。那么就非常值得在这方面再进一步地来反思,来认识。小鲁教授这篇重量级的论文我读下来以后是这样一个看法:凯恩斯主义和新政还是有某些重要的相通之处的(前面我已经点到这个意思),它们主要相通在“政府干预”这个认识框架的确立,而在此之前,主流的认识是古典经济学更接近于自由放任的、一般均衡理论揭示的政府倾向于无为而治的这个认识框架。在新的这个政府干预的认识框架之下,就自然要讨论怎么样叫做适当的政府作为。显然我们必须认识到,罗斯福新政于实践上和凯恩斯主义在理论上所带来的结果,是通过这种适当的政府干预,可以缓解生产社会化和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是马克思主义给出的危机深层根源的一个解说。所谓生产社会化,体现的是生产力发展,所谓私人占有,体现的是生产关系,作为研究者我认同这个分析框架是深刻的。当然,它不一定覆盖所有的问题,但这是不可回避的一种解说。接着要想,既然是缓解了这样一个矛盾,那么它们就是防抑了危机,即防止和抑制了危机的因素在“资本主义”并非通过暴力革命的自我调整之中,使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程度大为提高了。在这样一个视角上还要讲,凯恩斯主义与新政的区别,就是它在理论框架中更突出了“反周期”这样一个政府干预(“国家干预”)的具体范式,也就是后来经济学普遍接受的“需求管理”,很简洁。就理论建树说,实际上这样一个认识是回应、肯定和发挥了新政干预的新意,又有进一步的运用赤字财政等等“政策工具”的理论指引——赤字的运用,是小鲁教授已经说清楚新政在实践上没有作为重点、而凯恩斯特别作为重点的。凯恩斯的这样一个把赤字财政包括在内的政府干预的理论认识,确实以后风行于全球的市场经济体,明显有助于缓解经济危机风险,一直到上世纪70年代出现美国“滞胀”为代表的难题,这才面临所谓凯恩斯主义的“破产”问题,而到了2008年金融危机又使凯恩斯主义有所抬头。那么,对此作一简要回顾,我个人的看法——也涉及一些理论界的争议点,我们在学理的总结中,实质性的问题是应该适当肯定凯恩斯主义在经济学说史上的理论进步,又还应该得到的认识,就是它本身还有重大的局限性。我们现在如果把题目点破,就是它忽视了“供给管理”,缺失对于新政在供给管理这个重要方面的理论认识、总结和升华。同时,应该强调,这一点也是凯恩斯主义和非凯恩斯主义有影响的各流派的通病。在70年代以后,凯恩斯主义已开不出药方的“滞胀”怎么解决的呢?最简要地说,就是由美国引领的新技术革命、硅谷为代表的新经济在供给侧的创新来解的围(里根的减税也是很好的助力),这很值得进一步来探讨,来深化认识。

  第三个方面,我想强调的,就是我们在小鲁教授这一非常有份量的研究成果基础之上,是不是还可以进一步做一些理论创新和澄清这方面的讨论:一个是小鲁教授涉及的,干预是要“有限”的,那么我理解这个有限是“度”的问题,应该更进一步明确指出的,还有干预的机制和合理方向的问题。刚才小鲁教授在他的陈述里,其实已经很好强调了这一点,就是你说政府干预有必要性,它还必须有合理性,这个合理性应该怎样处理它机制上顺应、疏导和兼容市场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这在中国的实践中是非常有意义的。中国很多的讨论都说,我们的体制优势是国家怎么样更有力量,“强政府”,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儿,但说到这里还绝对不够,这种国家干预、政府干预后面跟着的机制,怎么掌握?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凯恩斯主义和非凯恩斯主义流派的认识框架中,都是只讨论了政府干预之下的需求管理,还有对干预的必要性和非必要性有不同的认识,但他们认识框架的覆盖面和深刻性,我认为还是明显不足的,其实实践早已经走在了理论的前面,小鲁教授回顾的新政,还有我们这些年看到的无论美国也好、中国也好的实践,都实际上已经远远超出了这个框架,我们需要在理论工作者这方面,更尽责地去讨论另一“供给管理”角度上的重要问题。

  第二个要澄清的细节之处,也是我觉得很有意义的一个小结性认识,是我们可以借此对弗里德曼代表的货币主义流派的悖论性质,来进一步指明——这个事情我也是基于实证考察反复结合理论思考过的:所谓货币扩张造成了大萧条这样的生产过剩危机,而在解救危机的时候,很有影响的弗里德曼这位代表性学者的解说,又是需要货币扩张而当局没有实施货币扩张,你怎么想他这个逻辑,都没有打通,这个解释是相当乏力的。其实对这方面应该戳破窗户纸:我认为到这个时候,我们要清醒认识到流传甚广的弗里德曼的金句“通胀总是一种货币现象”,它的局限性太明显了,就像小鲁教授说清楚的,人们认为物价上涨等于通胀,物价下降等于通缩,这是有严重误区的。物价的升降并不直接等于通胀或者通缩,这方面要紧密结合供给结构的问题,结合货币供应量旁边不可缺少的流通速度、以及市场预期等等问题,做更复杂的全面考虑(比如对中国当下CPI的上升表现,应作何成因解释,以及主打何种政策)。按这个视角讲,政府无为,或者按照货币主义的说法,最简易地按照比如3%这样一个货币供应量增速掌握,政府就尽责了等等,这个认识的局限性是研究者不可回避的,这也是一点评论。

  第三点,我觉得对于危机成因,以及对于危机成因认识以后“对症下药”的讨论,应该强调“多重因素”这样一种认识。具体说危机的成因,我认为其中生产关系的原因是相当根本的,生产关系不能适应生产力,制约了生产力,这个我想来想去是不可回避的一点,但同时光讲这一点又不够了,现实生活中如此丰富复杂的现象里,我们必须考虑更有针对性的、以及不同层次上的解说,比如说在大萧条之前那么长的时间段上,货币的过于宽松加大生产过剩,逻辑上显然是有道理的,小鲁教授已经在文本里强调了这一点。另外,小鲁教授没有说到的,而前面嘉明教授已经强调、现在一些学者也注意到的,在危机局面冒头前后,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那个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起的“贸易战”不良作用,这也是现实中非常值得我们反思、并结合着当代世界的问题来进一步阐发的。所以,危机的成因只强调某一点似乎都还不够,这里面成因也确有不同的层次和不同因素组合之下它们之间这样那样的制约或者互补,但是总体来说,还是应该把它看作多种原因的集合体,这里面深刻的问题,肯定还要涉及生产关系,但是和多种主体各自的作为以及观念对于他们作为的影响,也都是不可忽视的。

  最后,第三方面的第四点,我想谈一谈就理论创新这个视角上的一些看法。文炼主任刚才也谈到了,现在回顾和总结面对现实、有启发性的一些东西,可以进一步来讨论的方面,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结构”,一个是“预期”——这是后来的学者已越来越看重的——结构和预期管理的重要性和挑战性,也是非常明显的,对于研究者来说,往往是非常艰巨的研究任务。但我认为这是非常值得在经济学的资源优化配置基本框架里,总结和深化认识,来支持理论创新的重大方面。我们这些年致力于发展的新供给经济学的基本点,如果在这个视角上来讲,特别愿意强调的就是认识上不走极端,整个资源配置机制要强调“有效市场加上有为、有限的政府”,要特别地、充分地注重有效制度供给和理性的结构优化引导方面的机制建设。我觉得小鲁教授的研究报告给我们的认识,实际上是给出了非常重要的研究成果支撑。比如说新政其实是早已有之、但人们认识上还明显不足的以“供给管理”来主导的抗御和消解危机的案例,也非常好地印证着新供给经济学强调的、前面所说的供给结构和预期管理这个问题。特别是新政在这方面的制度建设的贡献、或者说以制度建设为主的贡献,小鲁教授已经总结了十条之多,非常值得我们进一步认识。嘉明教授也把新政点评为它是开创时代的。在新政的制度建设之后,这种制度调整、利益格局的调整,以及整个经济运行的资源配置机制在这些影响之下的重大的变化,是历史性的。为此要特别感谢小鲁教授的研究贡献。顺便说一句,刚才小鲁教授也说到一个视角:凯恩斯主义强调的投资如长期化,会引发供给增长,显然这是逻辑上必然引出的一个认识,而按照我前面的说法,这一问题的关键要落在投资带来的这种供给,如果是在结构优化的这个轨道上形成的有效供给,那么总体来说应该是加以肯定的。以上这些看法供大家批评指正。谢谢!

  (讨论环节)

  主持人:下一个问题是问贾康老师的,有一个提问,请问贾康老师,您认为当前我们国家出现的是绝对的产能过剩,还是由于经济结构造成的供需错配?就是说并不是产能过剩,而是供需错配,请贾康老师来回应。

  贾康:我觉得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其实所谓的“产能过剩”概念是非常容易把人们引入认识误区的。我举个现实的例子。比如说人们总是说中国的钢铁、水泥等等产能过剩,从一般印象上,似乎也可以印证这个判断,但是在很多具体的场合看,如果我们把中国发展的有效投融资的空间打开的话,那么判断会非常不同。比如说北京,城市现代化管理的基础设施条件,一定是要学习纽约、东京代表的国际经验,加快建设四通八达、密度足够的轨道交通网,首先就是地铁系统。加快建设地铁系统碰到什么问题呢?就是政府财力不够的制约。那么能不能政府少出钱多办事儿呢?就要拉动社会资本、民间资本进来,以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PPP的方式做。那么,在这种压力下,北京的地铁四号线用了PPP,引入港资,在取得一定经验以后,另外一条重要的干线16号线又是PPP,也是引入了境外的资本。那么我们设想,如果没有PPP这个机制创新,产能过剩这里面所说的相当大的一部分钢铁、水泥等等,还有包括可能用于轨道交通建设的设备等等的产能,它们就是没有出路的,就是过剩产能,而一旦有了机制创新,只要合理的PPP项目一启动,订单进入市场,瞬间相当可观的一批所谓过剩产能便转为有效产能——它调动的什么呢?是我们支持现代化长期发展的潜力。当前可应对经济下行,中长期改善民生、优化结构增加经济发展的后劲儿,一举多得。那么限于讨论产能过剩还是不过剩,是不是这个眼界太窄了?就好像咱们今天讨论的问题,如只说刺激还是不刺激,是不是说得太单一了,一定要强调制度建设和机制创新伴随着的结构优化问题,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视角。所以,光讨论政府是政策上刺激还是不刺激,很不够,这个覆盖面一定要结合着我们怎么样在顺应市场决定作用的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里面的政府如何引领一些机制建设、把我们的潜力空间充分调动出来这个支持中国超常规发展的重要问题。这方面实际生活中间,单独把产能过剩概念放在这儿以后,引致很多时候是简单地按照官员的想法拍脑袋式的定指标,要砍多少钢铁产能、多少水泥产能等等,这是非常容易陷入误区的。对于“结构优化”和消除资源错配、闲置的“机制”问题,要念念不忘。

  (文章转自微信公众号贾康学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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