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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康:【读后感】之Ⅲ 人、时代与“社会治理”(2019.10)

贾康贾康 01月09日 11:05 发布于[财经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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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康,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

  (三)……(敬请点击文末阅读原文,关注全文内容。)

  (四)勃兴时代

  幸有华国锋等一举粉碎“四人帮”,邓小平复出拨乱反正开启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公当年主动要求主管教育,拍板1977年当年恢复高考...这些改变了杜厦和我的命运,也改变了中国的命运。

  杜厦自述,自佳木斯高考得邓办拨云见日终入学习殿堂之后,他曾一路顺遂,好事连连,以自身能力考入南京大学研究生(也遇“同等学历”之关卡,而被胡耀邦、王鹤寿等给出的开明原则与氛围化解);又在提前取得硕士学位后由南开大学校长滕维藻教授亲自把他招到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几十年来从未谋面、但以“历史反革命”之名压在他与家人头上的生身父亲的历史问题,终以国务院“起义人员落实政策办公室”的正式通知而一笔勾销...“历史的冰河上,那厚重而坚硬的冰层,在呼啸而过的春风面前,迅速地崩裂和消融了”,这是杜厦的切身感受,也是我们这些“过来人”的共同幸运。

  以后,千百万个像杜厦这样的中国人,在科研领域的成绩、在商海中的作为、在各自本职工作上的种种建树,可说全赖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到来;中国人生活质量的提升、百姓收入增长和文化生活的丰富,国家建设的欣欣向荣和综合国力的一路提升,也全拜拨乱反正后的党的基本路线。这些给了全世界一个中国勃然兴起的时代。

  于是,我们有了“莫干山会议”上(主要还是“与会者”概念上)的交集和直至有了新莫干山会议上实质性的相识与交往。杜厦在当年莫干山会议后较快下海的经历及其传奇故事,使之与当年大多数“中青年经济学人”的人生轨迹有明显不同,但把这本自传读下来,我觉得我仍可声气相通地与他讨论,这个读书人命运陡然好转和国家发展勃兴而起的时代中,可以更为细分的几个时代概念:

  ——“金钱时代”

  邓小平简洁地说出了一句大实话:“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即社会主义应当允许、鼓励人们致富(而基本途径,是他务实地所说的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再进而推进“共同富裕”)。那么在物质利益原则被正名之后,中国社会中顺理成章地终于有了为金钱的正名,为追求高收入、高品质生活的正名,并引致“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效率观念成为社会的主流认识。杜厦痛感人在贫穷制约下的无奈与无尊严,书中所述和陈文鸿喝下午茶付账时的尴尬,我等何尝没有类似的体验?

  因此,在肯定老一辈人在英雄时代为革命事业甘守清贫、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同时,完全有必要与时俱进地在建设时代的市场竞争经济中,鼓励创业、创新者致富“发财”。在这种观念意识终于登堂入室并成为中国社会实际上的主流意识之后,毋庸讳言,新的挑战与考验也就随之出现了:

  一是是否能成功建设出健康的“好的市场经济”,而不是扭曲、混沌的“坏的市场经济”(吴敬琏语),后者实指无法公平竞争而要大量诉诸“拉关系、处关系”、裙带关系与“钱权交易”腐败机制的那种“市场失败”经济。杜厦在经商中,不可能不“处关系”,但他特别注意区分“朋友道”和“生意道”,“一生从不和朋友做生意”。这是形成“一道防火墙”的经验之语,可睿智地防止“不是生意毁掉了朋友关系,就是朋友关系弄砸了生意”的情况;另外除儿子外,不让任何亲属进入自己的公司,是以“另一道防火墙”,维护尽可能清白无裙带影响和具有长期行为特征的决策机制。而且可知,在做这样掌握的同时,杜厦他们也就能延伸出对于需打交道的官员的清廉原则,有利于规避“腐败”风险。

  二是能否在“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前提下,有效地树立和维持团队的奋斗精神与集体意识。金钱和利益,往往表现得十分“短期”和“务实”,整天“在商言商”氛围下自己带出的团队骨干成员,怎么能防止关键时刻重大决策上的短期化,而不落于“精明而不聪明”的“精致利己主义者”状态?很遗憾,杜厦在其天津大型零售业开拓发展的舞台上,虽曾以非常大气的激励机制(“送股”)造就了铁军式的团队拼搏业绩,但后来却没有能冲过自己核心团队基于短期、直接的利益考量而“集体背叛”的险滩,只能退而求得自己的财产套现,撤出原有极大影响的行业,也使我国大型零售业的“民族品牌”走向一轮大萎缩。在社会随市场经济的发展而走向繁荣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只认钱”的拜物教倾向,这在14亿中国人大多数并无真正理性的马克思主义认知、也无真正虔诚的宗教信仰的情况下,金钱的呼风唤雨兴风作浪,几乎注定又是无可回避的新考验。应该说,我们现在还都处在中国的这一历史性考验结果如何未见眉目的时段中。

  ——“迷茫时代”。

  原来在很大程度上对社会关系和大众生活有维系作用的一些原则与信条,越来越不管用了,“90后”、“00后”们说,他们“只想在没有英雄的时代,做一个人”—丧失效力的说教、大量非常务实的获益案例的启发与引导,使新生代们越来越容易地落入“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模子之内。(此处删去20个字),明哲保身的大儒主义成为倾向性选择,“风声雨声读书声,不许出声;家事国事天下事,关我屁事”——莫干山式的家国情怀,似乎越来越在新生代那里成为稀缺因素了。信息革命已把人类推入了移动互联和人工智能时代,而许多新生代在未来方向认知上,却是相当迷茫的。杜厦在自己后代的教育培养方面,颇费心力,卓有成效,对于长子杜宇村的满意度,非常之高,可喜可贺。但放到社会一般情况的对比上,这样的成功教子,怕还是较小概率事件吧。

  ——和平与发展的时代。

  伴随改革开放新时代开启,邓小平在上世纪80年代,在宦乡等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对于我们所处的时代主题,作出了一个表述为“和平与发展”的新判断。事实上,在80年代初的对越战争之后,中国已几十年未燃战火,世界上虽陆续发生海湾、阿富汗、伊拉克等局部战争,但总体而言,“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已成极小概率事件(我积极从事的新供给经济学理论创新研究,已从供给侧创新带来的“共享经济”与“核威慑”的综合作用,对此作出了论证)。杜厦自传中自80年代以后的内容,就是在这样一种“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之下展开的个人创新奋斗与国家民族创新发展相融合的历史缩影。事实证明,这个过程的展开,正是邓小平所说的“再也不可错失的战略机遇期”—他当年给出此种判断时,似乎也没有造成多么大的“思想冲击”,但我于几十年研究生涯中反复体会,邓的这一时代主题新判断的意义,可是非同小可。他实际上是以此否定了自列宁主义时代以来延续至毛泽东时代的那个关于我们处于“战争与革命时代”的基本战略判断,所以,才必须坚定不移地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基本路线,紧紧扭住这条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以实现“三步走”为战略框架的伟大民族复兴。也正是在这个最基本的战略判断原点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提出要“摒弃你输我赢的旧思维”,要和全世界一起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我们的余生、我们后代的生活,将在这样一个时代主题之下,面对种种挑战,包括可能的逆流与变局,继续展开。“人不能选择所处的时代,而时代却在选择人”——这是我前些年撰写回忆文字中油然而生的感想。(未完待续)

  (文章转自微信公众号贾康学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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