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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康:【读后感】之Ⅱ 人、时代与“社会治理”(2019.10)

贾康贾康 01月09日 10:58 发布于[财经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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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康,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

  (四)人生传奇

  要说传奇性质,这本自传所记述的杜厦的人生经历,不仅是当之无愧的当代传奇,而且具有登峰造极的水平。很难想象还有哪个“40后”会有他这般大开大阖、波涛起伏、小说家都想象不到的传奇人生。在我见过的中国人“传奇型”的自传和传记中,此书是空前的(也极有可能是多少代中“绝后”的)压卷之作。齐邦媛的《巨流河》,绝对是难得一见的杰作,但那可认为是散文体的心灵安魂曲、悲怆交响乐,可称为艺术型片段缩影的近代史,却不具有多少传奇特点。杜厦人生经历的传奇性,既有其“长度”和持续性(几乎贯穿半个多世纪),又有其 “烈度”,即 紧张和离奇程度太不一般。从十几岁到近七十岁,他几乎是步步传奇,步步走来都看似偶然性十足,但却都落得“意料之外,情理之中”。一次次“惊险的跳跃”,早年许多都是命悬一线、生死攸关,但死神又似乎特别愿意对他网开一面,有惊无险,或虽有大惊,仅为小险:文革中在公共汽车上遇对立派“红红红”十多人包围,以挎包内偷自农大体育教研室的铁哑铃震慑脱身,这还仅是“序曲”;后在北京站于百多人重围中侥幸骑车反方向逃脱;在夜返47中那天被对立派的杨姓女生事先于颐和园边小饭馆认出后在校内被几十人涌入房间群殴痛打,幸赖三位身强力壮的“铁哥们”挤入,救满身是血的他于绝境,得以和死神擦身而过。出狱之后,做出必死的准备抡桌子腿打入乱阵,救出已被乱刀砍倒于血泊之中的卜易,全赖他于心黑手狠的王前下手之前,于众人面前喊出王前姓名,才戏剧性地免于罹难;去长春支持向“四三派”求援的“长春公社”的武斗,险为流弹夺命(与他心脏部位差三十几厘米划过,而把身边的戈琛打成贯穿伤)。后来的商海搏击中,又何尝不是惊心动魄,故事听来如天方夜谭:在顺风顺水“空手套白狼”,为中国引进“麦当劳”等业务成功屡屡得手之后,却在日元的外汇交易中不仅赔光了等值400多万港元的所有积蓄,还欠下当时绝对天文数字的1400多万港币负债,真的想过“从国贸大厦50层的天台上跳下去”一了百了。而他于商海沉浮中有了这“唯一一次哭”的劫难后,却能在其后不到一年的努力奋斗中,以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和人们难以理解的超人处事能力、强大坚忍的谈判能力、精力加魅力的组织才干,咸鱼翻身成功,以一个“个体户”身份,办成了新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史上空前绝后的俄罗斯国家大马戏团的百天中国巡演,以大笔收益还清了所有债务。除了这些之外,在昌都公安局仓库偷藏刀,在河南偷枪,入监狱之始即收拾狱霸牢头,出监狱前的秘密联络,以假介绍信去内蒙落实插队地点终获成功,到佳木斯找市长调动工作终于如愿,以及依靠倒卖香烟救姐姐之困厄,高考受阻给邓小平写信而得到邓办的宝贵回复使他拨云见日,直到经商成功后在继续发展中抢工期按时开业,以团队的拼搏使“不可能”成为现实,香港红筹上市折戟后以加拿大公民身份再求上市,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时因核心团队背叛的“背后一刀”而功败垂成,等等——莫不充满了传奇的浓烈色彩。这么多的“偶然性”、“惊险性”凑成的传奇因素,集中于一个人的生涯之中,真的是匪夷所思。这恐怕已决不能主要归于偶然性因素,而应在很大程度上归于杜厦本人的与众不同、特立独行又广结人脉,行侠仗义又精于谋划,有张飞之猛亦有张飞之细,有急智有耐力又有某种可遇不可求的企业家才能......经“狂飙中的独舞”,他在六十岁之前终于完成了一系列“套现”的交易,逃离险境而使创业积累的财富成果“入袋为安”。自传只写到了钓鱼台芳菲院60岁生日的聚会。但我想杜厦其后的十年也必定多姿多彩而延续着他的人生传奇,已听到他以“太平洋联盟”主席身份在推进高尔夫事业的环球发展,还在筹划把国际名人界的高尔夫赛打到南极的创意大手笔。我想,杜厦的这种人生传奇是常人无法想象的,也注定是无法复制的。这一传奇的价值,不在于能否被复制,而在于其中包含的丰富信息所可能给我们提供的宝贵启发和人生激励。虽然极为传奇,但绝不应限于传奇。于这本自传所涉时代背景之下,它确可成为共和国的一部微缩历史,成为我们所经时代变迁的折射镜像。

  (五)人格尊严

  在缺乏父母关爱的严酷环境中度过少年时期的杜厦,却形成了极其为鲜明、强烈和执着的人格尊严意识。自传中在一系列人生节点上,基本的考虑都紧紧围绕着这个命题——杜的重大选择,几乎无不首先服从于维护自身人格尊严的目的。从在校园内的不受欺负,到为使到大庆后再婚的妈妈不感“没有面子”而几乎一夜之间变为积极向上的好学生,再到文革兴起“血统论”狂飚而他绝不接受“狗崽子”的身份,再到“白衣女神”以其从容不迫的演讲所展现的理念认定:“给这个世界的两个最伟大的字:尊严!”这极其明确地锁定了杜厦的人格根基:“这位白衣女神,用她的这一幕,永远地改变了我的人生观,也从根本上,重塑了我的性格。她让我懂得了,什么是尊严和生命。从那一刻起,我不再畏惧,即使面对死亡,我也要像她那样去勇敢面对。”后来,杜厦之所以精心选择去内蒙的插队地点;之所以发挥自己独特的办事能力办好兵团食堂;之所以在改革开放后放弃一连串世俗观念认作是求之不得的学界、仕途好机会,而走上告别“体制内”的“个体户”定位的创业之路,其根子都在于这个对人格尊严看重得无以复加的“内生”动力源。我在人格“尊严”的感受上,内心也十分敏感,年幼时桩桩件件与之相关的小事,都记忆深刻。血统论盛行时,我虽有幸未如杜厦那样身负“黑五类”巨大压力,但也非常苦恼于“革干”、“革命”等“红五类”出身的与已无缘,在同学中抬不起头来——我父母60年代已是17级国家干部、父亲属“解放前(1949年前)参加革命工作”,但那时普遍的标准是,我这样的人,出身只能填“职员”。我曾倍感自卑,见到遇罗克的“出身论”后,十分感奋,有强烈的共鸣。后来更懂事些了,更多的感受是世界上种种主动丧失人格尊严(如超出一般“趋炎附势”世俗特点界限的“卖身投靠”“卖友求荣”)和被剥夺人格尊严的被动丧失尊严(被“批斗”者,被“整治”者,莫不如此)的情况,都使我强烈不满,乃至使我痛恨不已而心情沉重。放弃或毁坏尊严,绝对是非人道的恶。我自觉人生一世,丧失尊严的屈辱境况,犹如最难以忍受的苦刑。那么冷眼观察官场情形,所需足够的圆融、隐忍和那种频繁发生的不得不发违心之论的压力环境、人格甚至要扭曲,我也就视为畏途。80年代中期我硕士研究生毕业时,有进入财政部业务司局工作的“极好安排”,但我硬是拖了一个多月,把这个机会放弃了。所以,我虽远不及杜厦的内心强大刚烈,但在人格尊严的敏感性上,我与杜厦的心是相通的。进入科研之路几十年,我在后来担负财政部科研所领导职务之后,常被外界误称、误待作官员(确实有个“司局级行政待遇”身份),但我的自我认知上,始终是将自己以“学者”来要求和定位的。不论是我在十多年“所长”位子上,还是60岁脱开这个位子之后,我的为人准则、学术观点,始终是高度一致、逻辑脉络一以贯之的。自认为:杜厦和我这种以求人格平等、独立、尊严为基点的人生观与处事态度,既可联通至温家宝总理任上明确表述的认识:“人民要过有尊严的生活”,更可以连通知识界所推崇的陈寅恪在王国维投水自沉两年后为之所书纪念碑铭:“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平等而不趋炎附势,在人格的、精神的尊严感上,会合乎逻辑地引到季羡林所表述的“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商务谈判、革命斗争等另论)。但又是“实话实说”,在中国日常生活中的不少职业定位上,要做到这个境界,还几乎是不可能的。我想我和杜厦的某些人生之路节点上的选择,都是有意识地倾向于尽可能符合自己人格尊严意愿的选择。

  二、时代杜厦

  虽长我六岁,但他所处的时代,我也有基本的体验和一些发言权。

  (一)英雄时代

  这个时代,首先是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所开创的英雄时代。一小群“知识分子”,尤其是陈独秀、李大钊这样的大牌教授领头的篇章翻过去之后,一群“小知识分子”(毛泽东是师范生即中专学历,当过北大的图书管理员而深受刺激;周恩来大学、留洋而未毕业),动员社会最底层的广大穷苦农民,在28年间取得了浴血奋斗中武装夺取政权的惊天伟业。1935年时,还不得不于近乎绝境中进行艰苦卓绝的长征;10年后终于抗日战争胜利时,还不得不十分低调地处理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然后一旦过了1947年,很快在国内战争中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摧枯拉朽,两年便使江山易手,大陆万山红遍。1949年后的发展中,英雄主义的时代基调,一度成功地主导着年轻人的教育和培养。小学、中学教育的基本氛围,是培养有战斗意愿和能力的“共产主义接班人”。战斗取向、英雄情结成为那个年代青少年的一大特征。在杜厦的47中经历中,从高度重视体能锻炼,到向往参加革命战争成为战斗英雄,是当时十分自然而然的学生特点,尤其对于男生而言,前辈的战场军功,不仅在召唤革干、革军子弟,也在召唤所有的后来人摹仿,及至文革时,一些年轻人主动去越南、去缅甸,像马青波那样的去“投身世界革命”,或在国内积极投身于危险的武斗,成为热血青年的极端行为,也隐含着一批青年学生的好勇斗狠倾向。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很难理解,我在上小学三四年级时,于班上带头剃成光头,理由是“随时准备上战场”,因为那样如头部负伤处理伤口,可以不必忙于剃掉头发。“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也很难想象,杜厦等人怎么会战斗于和他们八杆子打不着的长春武斗战场。

  (二)饥饿时代

  当时并不觉得,而现在想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为准备参加世界革命去拯救“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人”的我们,却经历了六十年代初那样一场大饥荒。杜厦于书中提到,从东北回来看他与姐姐的妈妈,所准备的(自己没舍得吃的),是见面后分给两个孩子各半份的两块面饼,当时显得多么宝贵!我也清楚记得,六十年代初我在家中挨饿的情况,最困难的时候,我们这个中央机关“双职工”的家庭,只能靠从机关里“特批”得到的20斤麸子面(小麦磨面粉时分出来的表层麸皮)维持生存,我们要以树上采得的槐树花、榆钱和当时人们在院里种的胡萝卜的叶子(我们叫“萝卜缨子”)切碎,与这样的麸子面混在一起,做成小饼,每天限量供应(我每天能吃两个),真领教了什么叫饥饿。杜厦提到的大人们的浮肿,我也有清楚的记忆,那是严重缺乏营养所致。流入城市讨饭的河北农民,我目睹过他们在国家计委宿舍区乞讨的场景。北京和周边尚且如此,外地将是何等悲情?现在已有相当多的史料可资论证,这场大饥荒绝非当时宣传的“三年严重自然灾害”所致,“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沉痛说出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其实还没说到位,基本上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办集体食堂”等的人祸所造成。三年间非正常死亡人口有多少?杨继绳力求为历史留证的“墓碑”一书,研究考证的基本结论是饿死三千六百余万人,大学时记得八十年代初公开发表的原国家统计局长李成瑞的文章,是认为不低于2500万人,后来还听说有高估到4000万人的。而近两年又有程恩富等人强调没有那么多,只有500万人。研究中应允许争论,各抒己见,但我根据一些信息来源推测:如真像有当事人子女回忆的全国范围内饿死人的绝密数据已被销毁的话,即使未来能有更多内部档案公布,恐怕也只能是作为研究推测的一些依据,而难有权威的总计量化结果了。“人命关天”。“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不少人”,这是那个时代最重大的事件。没有战争,亦无严重的大面积自然灾害的情况下,活活饿死了成千上万的老百姓,这是个基本事实。已有无数条证据、无数人的回忆线索:河南、安徽、四川、山东、甘肃等地的情况都相当典型——我曾从女儿的安徽籍老保姆嘴里听到当年惨景的回忆描述。刘少奇那时对毛泽东说:“人相食,要上书的!”这是直面真实情况的态度,至少表现了刘少奇对那一时代惨剧的重视和对历史的敬畏之心(而不是“身后哪怕洪水滔天”,或“历史虚无主义”)。惨剧形成的原因,是不可能不被后人追问的。问题的实质,已不在于饿死人的准确数字,而在于面对至少数百万人这一数量级的饿毙黎民,应该怎么对天下交代?这个重大的问题,其实已经埋下了中国其后历史演变的极为敏感、极具实质性影响的伏笔。近年有人以研究者身份轻描淡写地说,“尽管非正常死亡几百万人的教训值得反思,但不能抹杀中国政府应对饥荒所做的努力及其取得的成效”(程恩富、詹志华:三年(1959-1961)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口及相关问题研究,《人口研究》2017年第二期)。这真是没有基本逻辑、也丧失研究者良知和做人心肝的胡言乱语:谈饿死人的“教训”,当然是要索求其造成的原因,以亡羊补牢,你们怎么能跟着先忙不迭地肯定政府救荒的“努力及其成效”啊?!还生怕其被“抹杀”!你们就丝毫不想为政府治下活活饿死的千百万人讲几句人话、不想合乎逻辑地作出关于“吸取教训”的应有思考吗?从现有史料看,“人相食”的大饥荒中,除分散零星的闹事、反抗行为之外,老百姓真是“饿死不造反”,绝无陈胜吴广大泽乡的“揭竿而起”局势。客观评价,这体现了“英雄时代”背景衬托下共产党政治资本的雄厚和“无产阶级专政”极为强大的控制力和震慑力。但事件虽过去,天理人心仍在,如果真的对毛泽东时代有感情,那应该重温毛泽东延安时期的一段话: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如果我们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毛曾说得很清楚:共产党人“随时准备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大饥荒饿死人显然是“大跃进”的错误造成的,纠正错误显然需要认清其根源而对症下药,这一个早应完成的任务,现在似乎也还没有完成。读杜厦自传,使我又面对着这个严肃的问题而心潮难平。(文章转自微信公众号贾康学术平台)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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