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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柳钦:文化自觉与文化产业发展

陈柳钦陈柳钦 11月07日 10:57 发布于[财经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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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柳钦,教授,著名学者,产业经济、城市经济、能源经济、林业经济和金融问题专家。历任人民日报社《中国能源报》社评论部主任,中国能源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首席研究员,人民日报社《中国城市报》社副总编辑,中国城市管理研究院院长、研究员。现为钦点智库理事长。

  文化最大的特质,就是具有极强的渗透性、持久性,像空气一样无时不在、无处不在,能够以无形的意识、无形的观念,深刻影响着有形的存在、有形的现实,深刻作用于经济社会发展和人们生产生活。文化的力量是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内在动力,也即把一个民族结成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并不断推动民族向前发展的内在力量。不同的民族、国家、地域,产生了不同的文化,包括中华民族在内的许多民族都在长期的历史中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文化传统。当今的世界仍然是一个多元文化并存的世界。这种多元并存不仅是现存的实然,而且它更是文化生存与发展之应然。每一种民族文化对于所属民族来说都具有它的合理性和不可替代性,这早已为人类学家的研究所确认。从整个人类来看,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动因,正是在他们合力推动下才有人类文明的发展,这也是为一部漫长的人类文明史所证实了的事实。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文化的重要性前所未有地凸显。文化与经济、政治等相互交融,日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资源;民族国家之间综合国力的激烈竞争,正日益聚集于以文化为核心的“软实力”的竞争。21世纪所有的国家和民族都将面临着一个新的局面,那就是必须使自己的国民经济加入到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进程中,同时也必须使自己传统的地方性文化适应新的世界性文化的发展。在新世纪,“文化自觉”将越来越成为各个国家和各个民族在今后社会发展道路上所要遇到的重要问题。在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转型里,文化自觉成为时代的要求。在全球化的文化背景下,尤其是在目前中国改革开放已经取得巨大成果、国际地位不断上升的今天,中国的文化建设将如何发展,既需要我们理性地看待自身的文化传统,处理好民族性与时代性的关系;需要我们立足时代和实践新发展,以新的视角认识文化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也需要我们理性地面对他者的文明,处理好本土化与全球化的关系。人类以往不同的文明地区、文明阶段所创造的各具特色的地方性知识、与自然相处的方式及公共符号等都将成为我们发展未来文化和未来经济的重要资源,如果我们自己没有主动的理解和认识这一问题,我们又将会在世界未来的发展中迟到一步。所以我们需要提倡“文化自觉”。作为中国人,要不被强行纳入全球化的主流话语中去,或为西方的强势文化所放逐,就要学会对全球化作出文化的、价值的拷问,提高文化的自觉,全球化既是当代人的重要的生存现实,为此,这种文化自觉,也是当代人作为自觉生存的主体之必要。

  一、对“文化自觉”内涵的阐释

  “文化自觉”概念源于民国时期的晏阳初。晏阳初在《十年来的中国乡村建设》中认为:“乡村建设运动当然不是偶然产生的事,它的发生完全由民族自觉及文化自觉的心理所推迫而出。”对“文化自觉”的系统阐述却是费孝通先生。费孝通先生认为,信息时代的到来以及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使“地球愈来愈小”。处在这样一个国际环境下,各个民族、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将会不断地接触交流,互相碰撞、融合。正因为如此,我们尤其要提倡“文化自觉”,要清楚地认识自己的文化,认识其他的文化。也就是处理于异域文化相接处的人的态度,要有广大的胸怀和对他人的理解,同时要对自己的文化懂得反思,明白它的来历,这样才能取长补短,促进世界和平。1997年费孝通先生在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开办的第二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提出了“文化自觉”的概念,他说,所谓文化自觉指的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费孝通“文化自觉”定义的实质是自知、自主,即一是“自知之明”,一是“自主地位”。这是文化自觉所必备的两个相互关联、互为依存的要素。没有“自知之明”,容易滋生文化的自卑、自戕乃至文化虚无主义,而对本国或本民族的文化的自卑、自戕乃至文化虚无主义,必然无法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无法取得适应新环境、新时代的自主地位。结合费孝通先生1998年在《读书》杂志上发表的《从反思到文化自觉和交流》一文,可以对费孝通先生的“文化自觉”作出如下解读:“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讲清了“文化自觉”的主体—现实存在的一定的民族、一定的人群或个人;“其文化”,讲清了“文化自觉”的客体—自身文化(本土文化、民族文化、区域文化);“自知之明”,讲清了“文化自觉”的内容—自身文化的来龙去脉、真情实相、发展对策、与外来文化的相互关系等;“明白”、“不带任何”、“也不主张”、“加强”、“取得”等,讲清了“文化自觉”的方式方法或表现—在纵向,如学习、反思、传承、选择、研究、创新、推介、交流等;“回归”、“复旧”“全盘西化”、“全盘他化”等,讲清了“文化自觉”的立场和价值取向—反对文化复古主义,反对文化虚无主义,反对西方文化中心论,反对东方文化中心论,辩证地对待自身文化,实事求是地对待自身文化;“新环境”、“新时代”,讲清了“文化自觉”的背景、视域—从本国和世界的现状、发展趋势角度思考谋划民族文化问题;“为了”,讲清了“文化自觉”的直接目的—实现民族文化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增强民族文化的适应力、生存力、发展力、创新力,提升民族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此外,费费孝通先生文中对“文化自觉”的最终目的作了这样的规范—“形成一个文化共同体,一个多元一体的国际社会”,达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境地。

  文化自觉的理念来源于人类文化发展的现实实践,文化发展的种种不自觉是文化自觉的理论生长点。但是仅仅提出文化自觉只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如何真正达到文化自觉,实现文化的创新发展才是我们探讨问题的理论旨归。因此,费孝通先生曾说:“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只有在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并接触到多种文化的基建上,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然后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多种文化都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连手发展的共处守则。”这就是说,文化自觉一方面是对自身文化的“自知之明”意识,对自身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意识,尊重传统文化,理解传统文化,并面向现代对传统文化做出必要的转换;另一方面是对外来文化的“兼容并包”意识,推动自身文化与其他文化之间的对话和交流。世界是多元的,民族是多元的,文化也是多元的。文化多元化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而且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民族认同是对抗全球压力的一个正常的、健康有益的反应。不同的国家,由于形势不同,其文化自觉要求也不同。保留多层面文化形式、多渠道的不同声音,和维护国家的核心价值体系和主流意识形态并不矛盾。对多元文化的认同,是国内文化认同理念的延伸。这是“一”和“多”的关系的合理体现。在认同多元文化的前提下,以“一”统“多”、以“一”导“多”、以“一”整“多”是我们文化建设的路径选择。

  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文化发展原则和未来理想,我们可从纵向与横向两方面来说明。纵向的眼光即历史的眼光。从历史的眼光看,文化自觉就是要了解本国文化的根和种子,了解本国文化的传统。费孝通先生说,种子是生命的基础,没有生命得以延续下去的种子,生命也就不存在了。文化也是一样,如果脱离了基础,脱离了历史和传统,也就发展不起来了。主动自觉地维护一种文化的历史和传统,使之得以延续并发扬光大,这是文化自觉的第一层意思。要延续并发扬光大,只有种子还不行,还要创造条件,让种子开花、结果。费孝通先生认为,传统和创造的结合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因为传统失去了创造是要死的,只有不断创造,才能赋予传统以生命”,“创造一个新的文化的发展,也就是以发展的观点结合过去同现在的条件和要求,向未来的文化展开一个新的起点”。文化自觉应包含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方向,这样的文化自觉就不是回到过去,而必须面对现实。这种“从传统和创造的结合中去看待未来”是文化自觉的第二层含义。横向的视野即面向全球的视野。确立全球的视野就要特别关注当前的外在环境,了解全球化需要共同遵守的行为秩序和文化准则。我们必须在此语境下反观自己,找到民族文化的自我,知道在这一新的语境中本民族文化存在的意义,了解本民族文化可能对世界的未来发展做出什么贡献。这是文化自觉的第三层含义。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是费孝通先生“文化自觉”理论的高度概括,也是对当下文化觉醒、蜕变的前瞻性指导。“文化自觉论”既是费孝通先生学术思想的结晶,又是他文化情怀的表露。费孝通先生在阐释“文化自觉”时提到,“要切实做到把中国文化里的好东西提炼出来,应用到现实中间去”,“把我们文化中的好东西变成世界性的东西,任务很重”。由此可见,提高文化自觉,需要进一步加深对中华文化的认识,阐析其内涵,把握其精华,发掘其价值;需要把中华文化同火热的现实生活结合起来,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使之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力量,成为造福民族和人民的千秋大计;需要将中华文化建设变成大家关心的事情,众志成城,齐心协力,通过共同的艰苦努力,实现中华文化复兴。概而言之,文化自觉是一种深刻的文化思考,是一种广阔的文化境界,是一种执著的文化追求。文化自觉是一种对待人类文明的姿态,包含知性、理智、宽容、反思等诸多意蕴,是在全球文化交往中所体现出来的一种自主、自知、自信与自觉的主体意识。文化自觉是一个民族国家及其人民在文化上的觉悟和觉醒,包括对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深刻认识,对文化发展条件和规律的主动把握,对文化发展权力和责任的勇敢担当。文化自觉不仅应当反映在人们对当前及未来世界历史发展趋势的理性认识上,反映在国家的文化战略和具体措施上,而且应当反映在全民族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上。如果说一个民族因为有了文化自觉而具有了自知之明,那么全世界各民族将会因为有了对整个人类文化发展的自觉而使得文化帝国主义、文化霸权主义、文化割据主义1退出人类历史舞台,各民族文化“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美好理想将不再遥远。

  二、中国文化自觉之路

  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源远流长,具有悠久的传统。中国传统文化曾有过自己的辉煌,它对人类历史的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但是,1840年,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面前,古老中国终于未能守住紧闭的大门。鸦片战争以来,随着外敌入侵、国门洞开,国人开始寻找东西文化的差异并检讨中华文化,开始了文化自觉。文化自觉作为一种充满现实关怀的精神焦虑和精神探索,既包含着应急的权宜之举,也谋求新文化建设的长远方略,对于近现代中国人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从呼吁“睁眼看世界”的魏源到强调“知难行易”的孙中山,从陈天华“猛回头”的沉重呐喊到陈独秀“最后觉悟之觉悟”的断然高呼,都无不强调民族觉醒的迫切和重要。这些先进的中国人前赴后继,薪火相传,在中国近现代的各个历史时期根据自己的认识和追求,提出了各自的文化主张,试图以此重建社会秩序,实现中国的独立富强和民族文化复兴。觉醒、觉悟、醒悟、反省、自觉等等诸如此类的呼唤,从此一直奏响在中国人的耳旁,形成一种时代强音,从远到近,时而激越,时而和缓,绵绵不绝,既充满着沉重的历史记忆,又饱含着强烈的现实关怀和未来指向。“一个民族的觉醒,首先是文化上的觉醒”,这应该是文化自觉的本质含义。从“睁眼看世界”到洋务运动,从戊戌维新到五四运动,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中国的文化自觉就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地渗透着、呈现着。

  中国的文化自觉之路可谓曲折而漫长。近代以来,中西文化的碰撞开启了中国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一代又一代先进知识分子一直在积极探索中国文化的出路。中国近代较为完整意义上的文化自觉始于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尽管在此以前,少数先进的中国人已初具从文化层面反思自我的意识。甲午战争是中国民族精神亟变的标志。甲午战败,丧权辱国,对国人精神形成了强烈冲击,唤起民族觉醒。身历其事的梁启超说:“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何启、胡礼垣也指出,“一战而人皆醒矣,一战而人皆明矣。”这些说法形象地道出了时人的感受。民族觉醒可以有多种体现,文化自觉是其重要方面。甲午战后,作为文化主体的士人行动起来,顺时应势,结成群体,主动承担挽救民族命运的重任。因民族危机激发而出现的“公车上书”,是文化自觉的起点。从甲午中日战争到庚子八国联军侵华,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思想家群体走在了时代前列。维新派文化自觉的关键词是“变”。“变法”是维新派的政治理想,也是文化抉择,体现了他们对中西文化的理性思考。“变亦变,不变亦变。”面对千年未遇之大变局,无论是顽固派、洋务派还是维新派都在寻求应对之策,都主张“变法”。但顽固派的“变”,是被动而无奈的改变;洋务派的“变”,是外势所迫下为维护清政权而做出的调和。只有维新派的“变”,才是主动顺应世界大势,才是文化自觉。论中国近代史上的文化自觉,不容忽视中国共产党的贡献。五四运动期间,进步的中国人在纷繁复杂的西方学说中主动选择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立了独具特色的新民主主义文化体系。五四新文化运动,是近代文化自觉的一座里程碑,是五四知识分子以世界文化的视野,在民族性与时代性的框架下深入探讨中国文化未来出路的一次伟大实践。作为近代史上规模空前的文化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立足于对中国文化作全面反思和彻底改造,体现了完整意义上的文化觉醒。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系统阐述了中国文化的性质、特点、作用、目标,科学论述了文化时代性、民族性以及与现实政治的辩证关系,指明了中国革命前进的方向。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为代表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是对近代以来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中国文化论争的回应,是对中国文化出路问题的继续探讨和科学总结。基于对中国历史阶段和国情民情的准确把握,毛泽东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纲领和“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著名命题,并称这个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毛泽东提出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既可视作中国共产党人文化自觉的产物,又代表了近代中国文化自觉的最高成就。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困扰中国人民一个世纪的“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获得了政治解决,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她所奉行的马克思主义自然成为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1949年9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中,在提出“经济建设”任务的同时,也提出了“文化建设”的任务。他认为经济建设、文化建设都是当时应当努力做好的“建设工作”,认为“文化建设高潮的到来”,标志着“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的结束,中华民族“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最初年代,毛泽东坚持其民主革命时期关于“古今中西”问题上的正确文化主张,并且依据中国需要迅速发展经济和文化的迫切要求,依据文化自身发展的规律,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促进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但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现代化建设屡遭挫折,中国文化的发展也受到“左”的思想的干扰,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历程。盛行一时的极“左”思潮,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外来文化包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统统斥之为“封、资、修”,一棍子打死,甚至连建国以来建立和发展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成果也一概加以否定。这种文化不自觉造成文化的单一和萧条,一些封建遗毒反而以新的面目沉渣泛起。

  1977年恢复高考,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与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以及随后“伤痕文学”、“朦胧诗”的流行,表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前后,包括教化系统、知识系统、价值系统和审美系统在内的文化领域的变革已经率先启动。党的十二大的召开,标志着拨乱反正任务的基本完成,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新局面的开始。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拨乱反正,通过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重新恢复和确立了党的思想路线,开启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中国文化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仅正确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的重大课题,而且为当代解决“古今中西”之争问题奠定了思想基础,这一理论中关于文化问题的一系列论述,大大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的综合创新的文化观。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就是建设物质文明。与此同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这里说的“建设物质文明”和“建设精神文明”,是对于经济建设、文化建设所作的新的概括。值得注意的是,邓小平强调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不是孰先孰后的问题,而是要同时进行的两个方面。他提醒人们不应轻视、更不应忽视建设精神文明的工作,以确保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向和两个文明的协调发展。十二大报告曾精辟地指出:“物质文明的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不可缺少的基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对物质文明的建设不但起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保证它的正确的发展方向。两种文明的建设,互为条件,又互为目的。”邓小平强调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在现阶段,尤其强调弘扬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优良的革命传统。因为它们是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中国的发扬和升华。在对待外来文化的问题上,邓小平一方面强调大胆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要把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作为社会主义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反对全盘西化的观点,明确指出:“属于文化领域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在改革开放的年代中,邓小平提出了文化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方针。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文化建设的实践中,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邓小平的文化思想,把我们党对“古今中西”之争问题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首先,把加强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从文化与政治和经济的关系,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和时代特征等方面考察文化问题,确定文化建设的地位,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的新论断。其次,在总结建国以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总体构想1。根据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以及现阶段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江泽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作了新的概括。他指出:“只有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只有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更重要的是,江泽民做出了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科学总结。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自觉选择、坚持和发展先进文化的历史,就是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历史。今后,只要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我们党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将党的前途命运与文化联系起来,或者说从文化的视角考察和思考党的建设,标志着党的文化使命感的增强,也标志着党的执政意识、执政思想和执政艺术的成熟。因为文化意识是超越一时一地时空局限的深谋远虑,它与长治久安文明昌盛的执政理念连在一起,也是与延续中华民族斯文与道统的历史感连在一起,与谋求人类完善和人类解放的终极关怀连在一起的。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对文化和文化建设的论述,既包含着“一以贯之”的思想体系,又反映出中国革命和建设不同的发展阶段上的时代特点,具有丰富的内涵和指导意义。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之战略地位的确认,是20世纪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之势,是21世纪中国历史前途的客观要求。

  文化自觉贯穿在深刻的文化思考中。它最刚性的彰显,就是国家一系列文化战略的确立和方针政策的制定。党的十六大高扬创新主旋律,把文化创新与其他各方面的创新一起作为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治党治国之道,把形成比较完善的文化创新体制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标志,把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内涵同先进文化发展的内涵统一起来,把执政党的合法地位同全球化时代发展的内在要求结合起来,把党的制度化建设、执政能力建设和社会文化性认同结合起来。十六大进一步深化了文化作为“综合国力重要标志”的认识,提出了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的判断。不仅如此,十六大报告还提出了“政治文明”的概念,从文化的意义上审视和创造性地转变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强调“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巩固和发展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顺应综合国力竞争的新形势和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把文化建设作为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摆上更加突出的位置,强调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方面,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所谓和谐文化,基本的含义,是指一种以和谐为思想内核和价值取向,以倡导、研究、阐释、传播、实施、奉行和谐理念为主要内容的文化形态、文化现象和文化性状。它包括思想观念、价值体系、行为规范、文化产品、社会风尚、制度体制等多种存在方式。其最核心的内容,就是崇尚和谐理念,体现和谐精神,大力倡导社会和谐的理想信念,坚持和实行互助、合作、团结、稳定、有序的社会准则。和谐文化建设是中国在经济全球化趋势深入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的背景下提出的文化建设目标。和谐文化是优秀文化传统与时代精神的契合,是各族人民团结进步的精神支撑。和谐文化是面对多样性、并且积极有效地引导多样性的和谐,是面对复杂的矛盾、并且妥善高明地处理复杂矛盾的和谐。这样的和谐,既是一种文化风度,又是一种文化能力。构建和谐社会是中华民族进行现代化建设与推进现代文明进步的理想追求,2006年10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强调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这个重大原则时,明确提出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在新的形势下,我们党把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寓于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原则之中,表明了我们党在思想文化建设上认识更加自觉,视野更加开阔,胸怀更加博大,境界更加高远。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文化建设,把文化建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四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2007年10月24日,党的十七大基于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的清晰判断,明确提出要“在时代的高起点上推动文化内容形式、体制机制、传播手段创新”,“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伴随着中华文化繁荣兴盛,要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进行文化创造,让人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这段话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自觉”意识。十七大报告把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文化建设的首要任务,实际上就是要按照文化自身的规律来解决这个关键问题。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要考量,是为了增强政治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但它的着力点却放在树立和捍卫国家的核心价值上,并且按照文化的特点和规则来进行阐述。这种表述方式的变化,说明我们党已经有了符合现代文明基本规律的明确的文化意识和文化自觉。党的十七大还并就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兴起文化建设新高潮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进一步加快文化改革发展的步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保证、舆论支持、精神动力和文化条件。不仅如此,十七大报告还提出“文化软实力”、“生态文明”等崭新命题,这标志着我们党文明观的不断拓展和执政理念、科学发展理念的进一步升华。文化软实力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民族凝聚力,而这种凝聚力主要来自于人们对社会核心价值的认同。这种对文化历史地位的深刻认识、对文化发展规律的正确把握、对文化历史责任的主动担当,都显示了我们党和国家的新的文化自觉。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当代中国正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向新的目标迈进。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不断扩大,其影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广泛而深刻。新的形势、新的任务,迫切需要我们进一步增强文化自觉。

  文化自觉是一种内在的精神力量,是对文明进步的强烈向往和不懈追求,是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思想基础和先决条件。文化自觉是一个独特的文化范畴,也是一个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越来越被凸显出来的重要命题。现时代的中国文化自觉,在回应全球性课题时面临双重任务,一方面要反思百年中国文化变革的得与失,另一方面要解决中国文化所面临的一系列现实的迫切问题。当前中国文化领域的状况十分复杂:传统与现代、“中”与“西”等多元文化并存,以“官本位”、等级制为特征的封建主义文化和以“钱本位”、自由化为特征的资本主义文化仍有一定市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需要进一步确立和彰显。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特别是像中国这样历史悠久、拥有独特文化传统的社会主义大国,是不可能简单照搬世界上任何一种现成的文化发展模式的。我们不能照搬西方经验,应该走自己的路,用汪洋恣肆的思想创造力,殚精竭虑的治学精神,忧国忧民的社会责任感,从传统思想钩沉发微,寻找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融通之点、契合之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既不能依傍古人,简单地“复兴传统”;也不能依傍外国,“全盘西化”;只能以“我”为主,以自觉的文化态度、独立的自省精神和开放的创造精神,进行实实在在地建设。具体地说,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解放思想,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在借鉴人类一切优秀文化成果的基础上,独立自主地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通过持续的自主创新,创建“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种自觉地创建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我们的“天赋”权力。

  文化作为历史文明的积淀,作为社会发展方向的引领,解决的是人类“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对人类发展来说,文化可能是更深层次、更高境界的追求。对于文化自觉,目前我们国家已经把它提升到一个战略高度来认识,不管是文化产业还是文化事业,还是价值观的引导等等。如果说过去的文化自觉是缘于救亡图存的急迫,那么今天的文化自觉,更着眼于全球化趋势,也更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特质。从自发的意识到战略性的自觉,这是当前文化建设的突出的一个方面。文化自觉关系到一个民族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新形势新任务,要求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树立强烈的忧患意识,更加自觉地承担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升中华文化的竞争力和影响力、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责任,从而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维护我国的文化主权和文化安全;在国际交往中占据宣传舆论上的主动,吸引、团结其他国家、地区的人民一道共建“和谐世界”。

  三、中国文化产业不懈前行彰显文化自觉

  文化既直接贡献于经济增长,又对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科技进步和知识经济的迅猛发展,文化已渗透到经济发展的全过程,历史、传统、民俗等文化资源日益成为经济发展的基础资源,创意、设计、构思等文化创新日益成为价值创造的重要支点,品牌、形象、信誉等文化形态的无形资产日益成为市场竞争的关键所在。当今时代,文化与经济日益交融。文化在为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精神动力的同时,其经济功能明显增强,经济的文化含量也在不断提高,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产业对促进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贡献越来越大。

  目前,世界各国越来越重视发展文化产业,文化产业逐渐成为国际竞争的重点领域之一,成为提升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文化产业的迅猛发展突出地体现了第三代生产力的特征——文化的经济化与经济的文化化,文化与经济相互依存,相互渗透。文化的经济化,就是指文化进入市场,文化进入产业,文化中渗透着经济的、商品的要素,使文化具有经济力,成为社会生产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经济的文化化,是指现代经济发展中文化的、科技的、信息的、乃至心理的要素越来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经济文化化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新趋势,文化与经济相融合产生的竞争力成为一个国家最根本、最持久、最难替代的竞争优势。

  在中国,文化产业是伴随着文化体制改革而发展起来的新兴产业。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国文化建设一直采用计划经济下由国家统一规划、统一领导、统一步调的“事业型”模式。现在看来,这种国家财政拨款的文化投资远远满足不了当代文化高速发展的需要。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正式采用与世界多数国家一致的核算方式,即用国民生产总值来核算国家经济发展的程度,按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来划分各个行业。而文化作为第三产业的一个重要部分,开始了由“事业模式”向“产业模式”的重大转变。这场变革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文化观念,将文化与现实经济联系在一起。

  1992年,党的十四大之后出版的国务院办公厅综合司编著的《重大战略决策——加快发展第三产业》一书,明确起用了“文化产业”的说法,这是中国政府主管部门第一次使用“文化产业”概念。1993年12月8日,《中国文化报》以一个整版的篇幅发表了当时文化部领导的讲话,提出“在改革开放中发展文化产业”,这是中国政府文化行政部门领导人首次全面阐述对于文化产业的政策性意见。

  进入新世纪以来,伴随着经济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文化与产业和发展的关联性也日益引起了决策层的重视。2000年10月,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其中第一次在中央正式文件里提出了“文化产业”这一概念,要求“完善文化产业政策,加强文化市场建设和管理,推动有关文化产业发展”;“推动信息产业与文化产业的结合”;有关文化产业的说法达六处之多。文化产业的意识开始进入人们的头脑。2001年3月,这一主张为九届人大四次会议所采纳,并正式被纳入全国“十五”规划纲要。“文化产业”概念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对于文化产业的承认和对其地位的认可。它标志着,发展文化产业开始成为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建议》只提出“文化产业”概念,但并没有明确文化可以分为“事业”和“产业”两个部分。2002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要“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第一次将文化分成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这在文化产业理论上是一个重大突破,是我们党在文化建设问题上思想认识上的统一和飞跃,给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更大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机遇。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发展文化产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完善文化产业政策,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增强中国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党的十六大吹响了中国文化产业全面发展的号角,浓墨重彩地强调了中国新世纪新阶段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发展文化产业对于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自此以后,文化产业从理论和实践上得到了高度重视。党中央召开了文化产业学习会,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开始实施,“建设文化大省”、“文化强省”、“建设文化大市”、“文化立市”、“文化兴市”、“文化强市”、“文化强县”、“文化强镇”、“文化兴企”等一系列文化图强、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方针在各地纷纷提出。这标志着中国文化产业开始进入一个加速发展的新阶段。

  2003年9月,国家文化产业的行政主管部门文化部以文件的形式下发了《关于支持和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从5个方面分24项分析了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现状及其问题,指明了文化产业发展的指导思想、发展目标和基本思路,给出了发展文化产业的主要措施等,对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给予规范和引导。作为一种不算太晚的反应,2004年,国家统计局结合中国文化产业现有发展的实际,公布了我国首个《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把文化产业定义为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娱乐产品和服务的活动,以及这些有关的活动的集合。具体地说,又分成包括新闻、出版、广电和文化艺术等在内的核心层、包括网络、娱乐、旅游、广告、会展等新兴文化产业在内的外围层、包括提供文化用品、文化设备生产和销售业务的行业在内的相关服务层三类。2006年,《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和《文化建设“十一五”规划》的制定,为“十一五”时期文化产业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思路。胡锦涛同志在2006年11月10日中国文联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指出:“谁占据了文化发展的制高点,谁就能够更好地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文化产业竞争成为文化竞争的主要手段。市场经济下,经济活动对经济财富的追求,资本对利润的追逐,市场对文化的需求,引起企业和资本进入文化领域,促使文化经济化、产业化,文化产品和服务进入流通市场,成为经济贸易的一部分;随着经济、科技、信息与市场全球化,产业组织、产业布局和市场运营得以全球性地进行,使文化生产、贸易、消费不可避免地全球化,带来文化产业全球化。因而,以经济手段、产业手段进行国家间的文化竞争成为主要的手段,文化竞争上升到文化产业竞争地位,文化产业的强弱成为一个国家文化竞争力大小的标志和反映。

  为了进一步加快文化管理部门职能转变,切实为市场主体提供有效服务,引导社会资本进入文化产业领域,2006年12月,文化部启动了全国文化产业项目服务工程,在中国文化产业网站上设立国家文化产业项目资源库,项目资源库作为政府统一对外服务窗口,整合了全国文化产业资源,扩大了中国文化产品和服务及投融资项目的交易量,成为文化产业信息交流、项目合作、产品交易的综合平台。随着文化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深,文化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成为未来社会主导产业已越来越被人们所认同。2007年,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在时代的高起点上推动文化内容形式、体制机制、传播手段创新,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是繁荣文化的必由之路”,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繁荣文化市场,增强国际竞争力。运用高新技术创新文化生产方式,培育新的文化业态,加快构建传输快捷、覆盖广泛的文化传播体系。”2009年9月,国务院发布中国第一部文化产业专项规划—《文化产业振兴规划》,首次系统分析了振兴文化产业的重要性、紧迫性,确立了振兴文化产业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规划目标,明确了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几项重要任务,规范了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这个规划是文化产业发展从自发走向自觉的必然结果,它标志着标文化产业发展进入到国家发展战略层面,文化产业上升为国家的战略性产业。《文化产业振兴规划》提出了到2011年末文化产业发展要在现有基础上实现五个“进一步”的目标,即文化市场主体进一步完善,文化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文化创新能力进一步提升,现代文化市场体系进一步完善,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进一步扩大。围绕这一目标,《文化产业振兴规划》提出在当前要着重发展重点文化产业、实施重大项目带动战略、培育骨干文化企业、加快文化产业园区和基地建设、扩大文化消费、建设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发展新兴文化业态和扩大对外文化贸易等8个方面的重点任务。从发达国家文化产业发展的实践看,政府对文化产业的发展方向具有决定性作用。政府主管部门通过宏观规划,对文化产业的重点领域进行战略倾斜,可以加速产业布局进程,形成区域产业优势,抢占国际竞争先机。《文化产业振兴规划》的出台,为中国进一步形成文化产业发展的政府推动模式提供了新的机遇。《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出台后,文化部迅速出台了《关于加快文化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和《文化产业投资指导目录》,对振兴文化产业进行了总体部署,提出了文化产业的10个发展方向和发展重点、10项主要任务和10条保障措施,对社会资本进入文化产业进行了积极引导和规范,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2010年3月,文化部等9部门出台了《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繁荣的指导意见》,从信贷、证券、保险等多方面支持文化产业发展。这是中国近年来第一个全面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繁荣的宏观金融政策指导文件,明确了金融业支持文化产业的方法、途径和手段,完善了相应配套机制,为文化产业与金融资本对接搭建了平台,提供了政策保障。它意味着金融与文化产业之间的深度合作终于有了政策支撑。2010年7月23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时明确提出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要重点抓好的4项工作,其中之一就是“加快发展文化产业,认真落实文化产业振兴规划,精心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推进文化产业结构调整,培育新的文化业态,提高文化产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要精心打造中华民族文化品牌,提高中国文化产业国际竞争力,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2011年3月公布的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增强文化产业整体实力和竞争力,为文化产业发展确立了目标。中国文化产业十年间,从一个理论界的边缘话题,上升到频繁出现在党和国家重要文件中的核心概念,在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新时期国家发展战略中扮演关键性的角色,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观念转变。

  “十二五”的发展离不开文化的重要力量,也离不开文化产业的重要发展。“十一五”期间创造的辉煌成就为“十二五”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奠定了雄厚的政治、经济、文化基础,为“十二五”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提供了可行性;在调结构的大环境下,消费必然成为衔接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之间的桥梁,而占消费比重较大、受经济波动影响小、带动产业链长的文化产业成为支柱性产业具备了可能性;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是在吸收借鉴国内外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具有很强可操作性的目标,是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然选择;党的十六大之后我们党确定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更加明确地把文化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和重要目标,这标志着我们党在文化认识上的新飞跃,反映了我们党在文化建设上的战略眼光。

  四、以高度的文化自觉推动文化产业繁荣发展

  文化自觉首先是一种觉醒,文化具备物质与意识的“双重属性”,只有文化产业改革到位、文化事业投入到位,才能为文化创新力培育动力源。可以说,推动文化产业大发展、大繁荣,确立“文化自觉”意识是关键。文化有其自身的特性,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我们讲文化自觉,不仅要有满腔的热情,而且要有理性的认识,有对文化发展规律的科学把握。否则,就会导致行动上的随意性、盲目性。文化自觉的基础是对本民族文化的认知,重点在理解和诠释,关键在应时代发展而开拓创新。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1趋势日益增强的今天,文化自觉的关键,在于文化创新和民族精神的培育,在于理性地把握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辩证统一,以及文化的继承性与超越性、创新性的辩证统一。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与在世界上地位的不断提高,已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视文化,重视教育,也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现代化”并不等于“西方化”,认识到“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文化立国”要成为国家战略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传统文化作为历史文明的积淀,日益成为发展文化产业的基础资源。文化产业需要重视“根”文化。何为“根”文化?“根”文化,即文化的根,它包容了中国精神与中华传统文化的提炼与升华,是中华千年文化的积淀、传承以及文化的再创造力。发展文化产业的前提应先重点发展具有“根文化”的文化产业园区,文化艺术氛围一旦形成,必将成为公众及文化产业的“精神食粮”。中国文化不仅具有超时空的生命力,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超越经济本身的价值与意义。这里的“超越”,并不是说文化可以脱离开经济而独存,而是说文化作为一种知识和智慧,对于人类的生存,自有其独特的地位和作用,而这种地位和作用,是经济所无法替代及发挥的。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和文化转型的艰难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唤起全民族的文化自觉意识,使文化自觉上升到理性的层面,成为全民族认同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将大大推动民族文化的发展。我们发展文化产业必须从战略高度关注文化自觉问题,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不断促进主流文化发展壮大;必须更加自觉地立于文化的潮头、担当文化的先锋,用先进文化引领社会思潮,构筑精神文化高地,促进和推动社会发展进步。惟有如此,我们才能在世界性的文化转型中,握有文化的自主权和话语权,也惟有如此,我们才有可能在整个世界文化的发展中做出具有中华民族原创性的发言与贡献,同时为构建一个和谐的人类社会做出贡献。

  文化自觉也是一种理性,文化具备推动和主导的“双重角色”,只有借智借力、错位竞争,才能使文化发展力实现突破、跨越。文化自觉是一种觉悟,是在对自身文化自知的基础上求得自明的过程,其目的是为了取得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进行正确、自主的文化选择、传播与创新。上善若水,泽被万物。当文化自觉也像水一般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定会变成改变世界的巨大力量,从而达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境地。今天的中国文化,正由传统向现代转型,并逐步与世界文化交融,而这种交融也更加“以我为主”,既有“变”的追求,也有“不变”的坚守。在文化自觉中前行的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在不断展现这种“追求”,秉持了这种“坚守”。实际上,发展文化产业与坚持文化自觉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只有在这个互动的过程中,文化创新才能得以实现,文化产品和服务才能得以提升,文化产业才能不断发展壮大。同时,也只有在这个互动过程中,优秀文化才能借助文化产业得到有效传承,进而发扬光大。

  文化自觉是文化产业发展繁荣的最高境界。恩格斯曾说过,“最初的、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人,在一切本质方面是和动物本身一样不自由的;但是文化上的每一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人们需要通过文化来启蒙心智、认识社会、获得思想上的教益,也需要通过文化愉悦身心、陶冶性情、获得精神上的满足和依归。如果没有精神文化上的充实和丰盈,就不能说有真正幸福的生活和美好的人生。而文化活动只有建立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上,才是一种创造性活动;只有在文化的创造性活动中,才能达到文化自觉。所以,离开了文化自觉的文化创造和离开了文化创造的文化自觉都是不可想象的。马克思曾经指出,人类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条件下创造。“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大部分并且越来越多地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回眸过去,中国文化产业迈出的每一步,都诠释着恩格斯和马克思上述论断的深刻内涵。文化产业的现实拓展在中国只有大约10年的时间。在短短的十年时间里,中国文化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自发到自觉、从局部到全局,在人类产业发展史上亦属罕见。中国的文化产业方兴未艾,但任重道远。

  文化自觉还是一种责任,文化具备传承和弘扬的“双重功能”,只有保护继承、丰富内涵,才能使文化凝聚力持续、延伸。文化产业的发展要体现出一种具有高度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感的理念。文化产业唯有自觉才能走得更远。“十二五”期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最大特点将是,不再受到不利宏观经济环境影响,不必再过分依赖于政府支持和公共财政投入,不再只关注增长的数量,而是把质量效益放在第一位—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方式也将会发生重大转变,走上依靠内生动力发展的新路,成为中国发展的新动力。如果说在应对金融危机冲击中,文化产业逆市上扬,还有些仓促应战的意味,那么进入“十二五”期间,中国文化产业呈现出的将是一种自信和从容。而这种自信和从容赖以支撑的精神力量就是源于中华民族心灵深处再次被唤起的“文化自觉”。这样,人们有理由期待“十二五”规划能使文化建设在科学强劲的引导组织协调工作下,用生命型战略业态为事业与产业注入新兴活力,闯出一条全民参与的文化自信、文化自觉、文化自强的振兴道路。(文章转自《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11年第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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