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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康:在莫干山会议35周年纪念研讨会上的发言

贾康贾康 10月08日 07:47 发布于[财经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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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康,现任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中国税务学会、中国城市金融学会和中国改革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财政学会顾问。

  尊敬到会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大家好!旧地重来抚今追昔很有感慨,但我得抓紧时间尽量在十几分钟内来做个发言。

  我还是首先想强调一下,莫干山精神的弘扬,确实是中国现实社会生活中推进现代化的客观需要。大家已经强调了我们应该以社会责任感,秉持“天下为己任”——这种当年强调的、也是与会者有非常清晰共识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来进一步落到解放思想,把握问题导向,力求实事求是形成我们建设性意见的可能贡献上。

  我今天的发言在这条主线上谈两个层次的看法。我注意到当下对我们国家民族命运的看法,实际上是紧密联系着各个方面对于形势和今后趋势的认识判断的,而在这种认识判断上不必讳言,有很多企业界的朋友、工作一线的朋友,还有研究界、知识界的朋友,存在不少的悲观情绪;当然,也有一些朋友相当乐观,比如说这次莫干山会议讨论中间,我们同时会碰到这两种带有明显倾向性的认识判断。

  我试图在形成中肯认识的努力之下,谈两个层次的看法:

  第一个层次,我想谈谈现在中国发展中间值得肯定的、确实是乐观的一面,这一面我想结合着前不久《环球时报》向我约稿所出的题目——“14亿人口的中国人全面小康意味着什么?”来简单勾画一下。

  第二个层次,我也想更着重地谈一下我认为现在值得警醒,必须应对的我们面临的严峻挑战性问题,提出我自己认为非常有必要提出的建议。

  先说第一个层次。在迎接共和国70周年大庆之后,我们很快会转过年头迎来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目标实现。这样的一个目标已无悬念的实现,我觉得至少有五个层次可以对应着做出基本认识。

  第一,客观地讲,这意味着中国伟大民族复兴的现代化战略,在“三步走”的第三步中,如愿地达到了一个重要的中间节点。具体的数据不说了。在往后,我们会把全面小康认作是中华民族实现现代化“中国梦”新场景中树立起来的一座新的继往开来的里程碑。

  第二,这个全面小康,意味着中国为全世界的减贫事业和全人类的物质文明提升,做出了无与伦比的巨大贡献,指标这里我也不说了。我们完全可以有根据地、抱着严谨的学术态度来认定,前面几十年间世界减贫贡献之最,正是中国首屈一指。

  第三,这也告诉我们,中国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有希望在新的起点上去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反映的是一个统计现象。有的学者断然否定这个概念,我是不认同的,这个概念怎么表述是一回事,它比喻性表示的统计现象,是我们必须认真正视、在战略层面上考虑怎么样居安思危、防患未然的。现在我们有希望在未来十年左右时间段内经受历史性的考验,成长为高收入经济体。今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将接近1万美元,如果在今后面对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带来不确定性因素情况之下,我们把握好中国如何继续以解放生产力的确定性去化解不确定性,那么我们会形成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巨大的发展空间所支持的发展后劲。再经过十年左右的时间,有可能如愿确立高收入经济体的地位。现在看,我们一定要力争坐稳1.3-1.4万美元的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只要是未来的十年间我们能够保持年均5%左右的收入增长速度,只要有经济增长来支撑它,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就有希望成为中国大地上的现实。

  第四,这也意味着我们可以对“中国为什么行”做出进一步和具有全面性的总结。为什么行,是肯定的方面——在中国值得肯定的方面我们可以说:新中国70年的风雨兼程与曲折的探索中间,终于迎来了经济社会发展在前面几十年的高歌猛进,已形成了“大踏步跟上时代”、“蓄之既久,其发必速”的一种上升态势。虽然还有种种矛盾制约和未来难以避免的艰难险阻,但我们在中国现代化之路上的“全面小康”新起点上,已经可以有更丰富的经验和更充足的信心,继续把方向对准,把激励搞对,把相对优势和巨大潜力充分发挥。

  因为我们有坚定不移贯彻改革开放大政方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和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上打造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道路自信;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并在发展马克思主义之中,将它中国化来指导创新实践的理论自信;有在改革深水区攻坚克难完成经济社会转轨、从而显著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的制度自信;以及弘扬中华民族几千年传统中间的精华,并同时吸收人类文明一切积极成果的文化自信。

  在这个方面我想附带提一下:我们这些自信,不少朋友面对的是宣传上的反复提及,但是我觉得这里面的内涵其实讨论起来,各自的理解可能有所不同。比如说道路自信,党的基本路线是经济建设为中心,现在我们却碰到这样的说法:不行了,这个不灵了,有些东西是望文生义的,有人说我们只要讲“人民为中心”就行了——我觉得这是一种认识误区:人民为中心当然是“为人民服务”它内在的逻辑,但是人民美好生活的实现靠什么?历史唯物论清清楚楚告诉我们,必须靠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怎么样能够发展起来?必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在生产关系的自我革命中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扭住它一百年不动摇。“一百年”是一个比喻的说法,就是长期不动摇,长期坚持,这些事情我觉得有必要进一步澄清。这才有我们实实在在的自信,是历史唯物论可以论证、在实际生活中间我们必须把握好的自信,不是虚无缥渺说空话的自信。

  第五,这也意味着我们将更清楚地认知中国现代化之路上“行百里者半九十”、承前启后奋力拼搏进取的要领。中国人经过这么多年的前仆后继、可歌可泣的努力,终于迈入了“从未如此接近伟大民族复兴愿景”的“强起来”的新时代。但是全面小康为新起点,如何化解收入差距过大的差距,从而增进社会和谐?我们现在确实是在中等收入经济体的上半区,但是收入分配方面的矛盾谁能够否定它,是不是具有挑战性?在我们如何完成增长方式的转变方面,还有艰巨的任务,引领新常态就是要追求速度必然下来以后,怎么样以结构优化来支撑高质量发展?我们怎么样完成体制机制的转变来建成具有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和充分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生机勃勃、成熟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然任重道远。

  所以用一句老话“奋斗正未有穷期”,仍然需要弘扬莫干山精神,我们唯有思想再解放,改革再深入,开放再扩展,工作再抓实,勇于涉险滩,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在改革的深水区把硬骨头啃下来,这样才能够在中国现代化历史三峡的瓶颈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万众一心地经受住未来关键性的十年和三十年的历史性考验,而使人民美好生活向往的中国梦,在现代化伟大民族复兴中梦想成真。

  这是第一个层面,我们需要严谨地,中肯地认识我们发展的新起点,同时不能对这种新起点简单地以可能受到的挑战性问题而加以否定。

  接下来第二个层面,我们需要充分重视在进一步推进中国现代化过程中间,怎么样抓住值得警醒、必须应对的挑战性问题,来交出尽可能高水平的答卷。第二个层面的发言题目,可以提炼为这样一句话:扩大有效投融资的创新发展,是当务之急。

  中央早就肯定了“创新发展是第一动力”,我现在把它落在扩大有效投融资具体的要领上,是基于什么样的认识呢?就是当下大家都不否认,我们宏观经济运行和整个发展态势受到中美贸易战的直接影响之下,外部压力和中国国内结构问题等等内部矛盾凸显因素,是交织在一起的,已经形成了很大的不确定性和市场上比较普遍的不良预期。

  从宏观调控的逆周期、引导预期所客观要求应要掌握的调控要领来看,“相机抉择”之中,我们可选择、可倚仗的确定性因素,要抓住不放。怎么样提振景气水平和市场信心来对冲当下的不确定性和下行压力?是把短期和中长期衔接必须掌握好的问题。

  我们当然要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在深水区攻坚克难,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当然要以全面的开放,进一步倒逼改革,而且注重多边博弈来反制美国。这些原则的话后面,我们必须抓住“扩大内需”这样的操作要领,我认为这是别无选择的。因为外面大兵压境,我们经济下行的压力非常明显,领导人已经完全不讳言宏观政策在下行中做出相应一系列调整。

  我们现在必须更好地利用中国工业化、城镇化仍然非常可观的发展生机和空间,把我们的经济成长性、作为世界上最大发展中经济体的韧性和回旋余地,落在“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上”,扩大内需。从我们现在已听到的各种看法来看,怎么抓,其实有明显的不同意见。

  有的同志还是担心中国过去宏观杠杆率已经很高,认为现在总体来说速度继续下落是不可避免的,有的同志强调落到5%又怎么样,让它继续下行来“去杠杆”;有的同志特别强调现在应该抓住消费潜力,因为中国有这么巨大的消费市场。我对前一个的观点基本上是不认同的,速度不能一降再降,“新常态”由新而常追求的是要能稳定在一个时间越长越好的高质量中长期发展平台上。第二种意见强调中国消费的潜力有道理,但是现在非常容易以偏概全,你如果只看到中国的消费潜力,所谓以消费来形成我们从短期到中长期的支撑力,这实际在当下中国经济的对策思路上落入了本末倒置的认识。

  可持续的消费,一定是以有效投资和活力、预期支撑起来的健康的、不会使中国在发展中间重演民粹主义基础上“福利赶超”拉美陷阱的这样一种消费。消费是我们一切经济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当然也是投资的出发点和归宿,但是没有有效投资支撑的消费,它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把可能的支撑力消耗完了以后,经济的失速、整个局面的败坏,可能就随之而来,这是一个逻辑上非常重要的、我觉得必须说清楚的认识。

  在贸易战压力如此巨大的情况之下,我们如果只讲消费潜力的释放,是太阿倒持,我们一定要抓住自己可用的、可贵的、可观的有效投融资空间。这种有效投资,一方面是说这种空间确实存在,另一方面是说我们要找到好的机制。这方面我简单地重点说一下:我认为这种有效投资首先可做的事情和项目来看,政治局会议上提到的促进城市群建设,显然有与我们必须优化提升城市群功能相关的一系列基础设施有新建和升级改造的任务;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我们有和5G等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相关的规模相当可观的基础设施建设任务;与城乡一体化发展、老百姓消费的提质升级密切相关的,是我们必须打造中国趋近于现代社会的食品冷链体系,这个投资是非常可观的,一直要从我们乡村振兴各个具体生产场景,延续到各个中心区域城镇的老百姓餐桌——这种食品安全问题和生活质量问题的改进,是需要大量投资来支撑的;全国几百个城市区域的轨道交通网,和轨道交通网相匹配的停车场、停车位;我们几百个城市区域的老旧小区的改造......任何一件事情,在千头万绪的事情里面提起来,稍微测算一下就知道,投资非常可观,未来十几年、二十几年是建不完的。从现在这些年城市所要求的智慧城市、海绵城市建设来说,是不是又有天文数字投资的需要?这些投资必须对接到有效的融资,比如大家现在都意识到的地下综合管廊的建设,我的看法是有关部门要赶快设立标准,所有的新区,不按综合管廊设计的不许开工、开发,所有的老区也要在形成规划以后逐步把综合管廊建起来。

  对这些事情,时间关系不能再举例子,这些事情在若干年内我们是做不完的,每个例子都非常值得分析。这次会议上在养老角度上,我专门说了老旧小区改造,四五层以上的居民住宅楼需要配上电梯,仅在北京你测算一下,是多么大的投资规模!而相对应的项目的有效性是什么?是我们实实在在有供给侧的要素,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解决这种形成有效供给体系的问题。比如说老旧小区电梯改造,它需要的资金是多少?一个单元楼里十几户二十户人家,每家出1万块钱左右,在很多情况下没有什么障碍的,说服1楼不用出钱就行了,政府在某些小区还可以匹配一些补贴,更重要的是调动民间资本以PPP的方式,是不是可以进来建设,还有运营?

  民间资本在这些项目进入以后,他适当垫资以后的投资回报,现金流是非常清晰的。所以,很多人担心现在在进一步扩大投资,会不会带来宏观风险?你掌握好创新的好机制,就没有问题。我们这些要素都有,相关的生产能力、装配能力,所有的要素一样不缺,这是我们中国自己现实中间一个很具体的扩大内需、政府有限资金“四两拨千斤”发挥作用的方向。

  面对前边一段时间的数据,我觉得必须有足够的清醒的认识,要发出警告:中国的投资在2018年,整个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仅增长5.4%;今年报出来,上半年只同比增长5.8%——改革开放以来从来没有这种投资低速情况,是在前面一段时间,民企本土投资急剧下落、中央作出一系列努力把它调回来的情况之下,全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却明显走低。在现在贸易战形势之下,这个情况极端不良。

  我们在内部不妨说得重一点:我们从忧患意识出发给出警示,跟着的建设性意见,就是要清醒地看到中国有效投资的对应性项目俯拾皆是,而且我们有效投资对应的机制创新,完全可以在政府财政可承受的情况之下,通过有效的投融资对接到“四两拨千斤式”的财政贴息、政策性信用担保和PPP,调动社会资本的力量、银行体系的力量,把它们有声有色地、结构优化地做起来,这样从短期到中长期支持我们抗御外部的压力,优化我们内部的结构,改善老百姓的生活,更进一步提升市场预期的向好,而对接现代化长远的战略目标。

  这些看法请各位批评指正,谢谢大家!(文章转自微信公众号贾康学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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