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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康:从供给侧改革实现新旧动能转换

贾康贾康 02月12日 08:47 发布于[财经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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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主持人!尊敬的到会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各位企业界的朋友,大家好!很高兴能接受邀请和各位做个交流,我争取以20分钟的发言来汇报一下自己怎么认识中国现代化追赶的过程中新旧动能转换的守正出奇。面对挑战我们要经受考验,在新供给经济学的研究中间我们非常看重守正出奇这样一个理念。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中央所称的战略方针提出之前,研究中我们已注意到,经济学的创新迫切需要改变在需求侧和供给侧认识上的不对称状态。理论的创新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服务于生活的。我们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迫切需要理论创新来为现代化进程做出必要贡献——这也是我们研究者对于社会责任有所认识之后应有的担当。会议的主办方希望我在已经形成的新供给经济学的认识框架之下,能简要勾画一下这方面的一些基本看法。

  从原理上来说,我们首先肯定人类社会经济生活表现的供需互动中,需求这一方面是原生动力,而所谓供给,是生产经营活动不断提供产品和服务来满足需求——这个供需循环形成的资源配置中,一开始的动力来源显然是人存在就会有需求,这个需求要得到满足,而且需求有不断升级的内在趋向,永远不可能完全满足。这样源源不断的原生动力,一定要得到供给侧那边的响应机制,即以生产经营活动来形成对需求的满足,而需求的升级又迫切需要供给活动中要有创新,而且创新要取得成功。在现代营商环境里的企业家,特别愿意以“用户体验”来表达他们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能够在市场上得到的用户评价、体验在上升,那么他们的生产经营活动就可能扩大其市场份额。我们从原理上观察,这个需求侧因为它永远没有止境,是“永新但又无新”的,因为用户本身并不知道怎么样的创新能够合乎意愿地使他可消费的新成果提供出来。在全球看,所有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中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实在在的创新成果,其实都是发生在供给侧。我们结合着整个历史,可以看到就是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和信息革命的演变过程中,一旦创新成功,过了一个临界点以后,人类需求的满足度是上台阶式变化的,按照学理上的表述,是阶跃量化曲线可以表达的这样一个一个台阶向上的提升。人类社会脱离一般动物界以后,首先一个最重要的革命性的创新,是农业革命。到了和全球化进程相呼应的一个重要的再上台阶的创新,那就是工业革命。现在大家面临的新经济,所代表的是信息革命了。

  这样的阶跃曲线如果把它再具体地更为展开地做观察,我们也可以列成这样一个三列的表格,就是大家看到的这三列——我简单一说大家便能明白。最左边这一列是人类社会的各个时代,从旧石器时代一路到现在电器时代之后的信息时代排列出来;中间这一列是供给侧在生产力视角上的突破,与时代的特征和突破是紧密相联的,生产工具的升级及其运用,体现生产力一次又一次上台阶式的更强的供给能力;第三列那就是从生产关系视角上来说的制度特征和人类社会的社会形态。从这三列之间的关系上,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由于供给侧的创新,生产力支撑着对于需求予以满足的响应机制,它的发展,根本上决定了生产关系顺应生产力的一次一次的革命性的发展,演变中形成社会形态的更迭,人类社会的时代特征也一个一个台阶一直推升到了现在。当下大家都在讨论的新经济和信息时代,最前沿的一些供给侧的创新,是大家已经耳熟能详的生产力方面的大数据、云计算、智能化、共享经济,在社会形态这方面,我们也自然而然意识到有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有了共享经济越来越对于全社会生活的渗透和影响,又有了供给侧创新从制约这方面早已经形成的核威慑,这样的和平发展往前看,我们应该对接的是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应该摒弃你输我赢的旧思维。我们这个外商大会更是这样,全球化的背景下,大家一起来寻求共赢,实现包容性增长,这后面支撑性的学理,就深植在我们现在所考察的这个社会演变的规律性认识里。

  前面说到创新在供给侧所形成的响应机制,决定了各个时代的不同特征和总体向上的一个一个台阶的发展。第二层面,我们就得对于所谓新旧动能转换做一个学理上的考察。在这些年经济生活的发展实践中,学界已经越来越不满足于原来有一定共识的所谓“三驾马车”之说。过去是把需求侧的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以净出口为代表的来自外部的需求,合在一起,形成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总量,解释为GDP形成中经济增长的一种动力机制。很形象的这一“三驾马车”之说,现在大家认为它的局限性也是不可忽视的,我们在这方面做了进一步的分析:它实际上已经把需求侧的那个总量框架,按照结构化的三分法这样一个处理,做了框架性的新认识,但是它没有完成这个结构化的过程,增长动力体系停留在需求侧,虽然已经有了结构化、已经开始摆脱需求侧的总量特征,但还必须把这个结构化的逻辑,延伸、传导到供给侧,去对接更复杂的整个供给体系——它的结构是不是能够优化,这个供给体系的结构优化所形成的动力机制能不能更好适应需求、用户体验提升的这种客观需要,这才是对于整个动力体系完整的认识和把握。

  我们在这方面也做了一系列努力,如果把这个响应机制的问题从消费、投资和国外需求在需求侧已经做的三分,对应到供给,那么这个消费、投资和外贸所需要的有效供给,后面所连带的结构关系要复杂得多,这里面涉及的生产力布局结构、产业结构、区域结构,以及收入分配结构、企业组织结构、制度体制方面的结构,都不可忽视,都必须纳入经济学研究的眼界来服务于实践。然而以往的经济学在这方面的展开和深入剖析认识与提炼,应该讲是远远不够的。有一些研究者的努力,涉及产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制度经济学、转轨经济学等等,应该讲取得了一些认识上的进步,但是整个经济学主流的认识,主导的思路,仍然是总量型的反周期,认为反周期调节就基本解决了问题,因为有一个华盛顿共识,所表达的是不要过多考虑结构问题,竞争性市场的要素流动自发地就解决了复杂的结构优化问题——这当然对我们有重要的启示,对于我们认识市场的作用这方面应该肯定它认识上的贡献,但是它的局限性在于,把整个资源配置问题考察的前提假设,其实设定为完全竞争假设,这个完全竞争只有理论上的简化分析意义,到了实际生活中,却只能是非完全竞争,不仅中国如此,美国也如此。全球放眼看去,我们外商所处的这种竞争环境,其实就是非完全竞争,必须注意到华盛顿共识在做出认识贡献的同时,它认识上明显的局限性。现实生活反复表明,研究者为了使理论能够发挥它的服务、引领实践的作用,必须迎难而上,把经济学的理论假设升级为非完全竞争的2.0版,这就是供给侧我们展开新供给经济学研究所追求的对于理论联系实际的可能贡献。

  这样如何优化结构所对应的机理分析,应该成为我们认识新旧动能转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切入点。我们按照经济学的规范,确立了最简化的理论模型,强调的是供给侧首先是五大要素形成了组合关系,这个组合关系在各个要素都有贡献的时候,于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和不同时期,各要素的作用力度和影响效应,却有不同,这个结合的状态需要有升级,这就是涉及新旧动能转换。在中国,我们前面的经济起飞和以粗放发展为特征的高速发展阶段上,劳动力、土地,还有资本所做的贡献,大家都感受得到,中国的低廉劳动成本的比较优势,帮助我们一路成长为“世界工厂”。我们在资源开发这方面引入市场机制以后,土地的使用权必须招拍挂,有了竞争,后面的物质利益原则就使大家尽可能地发挥潜力和活力——通过竞争拿到地皮以后,进一步的自然资源开发,土地的运用便是在竞争中释放活力的过程。资本也是从原来本土的资本力量很薄弱,通过引入外资,再带动国内自己的原始积累,现在已经表现为无论是国有经济部门还是民营企业,总体来说资本都是很雄厚的。但是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上述三个要素的支撑力都在滑坡,这合乎一般的规律。我们的劳动力现在已经变成了全国普遍出现的“招工难”、“用工贵”,已经告别了原来刘易斯拐点没有出现之前的那个低廉劳动力来源取之不尽、几乎无限供给状态的阶段,进入的是形成劳动成本不断走高约束这样的新阶段。我们的土地自然资源开发,在实际生活中的成本也是越来越高,城乡结合部现在征地拆迁补偿的矛盾,可以上升为火药味儿十足的一些紧张局面,甚至要出人命,极高的开发成本在实打实地制约我们。资本是雄厚了,但是要找到合适的投资对象,现在却成为难题,一边三农、小微、科技创新活动说迟迟不能得到应有的融资支持,融资难、融资贵,另外一边大量的金主说我们找不到合适的投资项目,我们轻易不敢去冒风险做投资。这两边对不上表现了什么?就是在中国经济生活中投资的边际效应递减普遍发生。这些制约怎么突破?我们必须打后两项要素的主意,就是科技第一生产力和制度创新最大红利,它们是乘数,是放大,处理得好就是以全要素生产率来形成新的动力源对冲下行因素,支撑中国继续超常规发展,去接近中央提出的全面小康以后还要去实现的新的两步走目标——2035基本建成现代化和2049建成现代化强国的战略目标。这样的战略目标其实也就是邓小平当年规划的通过“三步走”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的战略目标。

  把这些要素组合优化问题做了考虑以后,还是落到解放生产力,以创新来带动整个协调发展上面。我们应该认识到,在总体始终不息的运动过程中,经济运行内在的逻辑是以效率最大化为取向,而保证这个效率,必须是以受保护的产权主体和投资主体在一系列的竞争中,能够落实于凭借用户体验最大化形成的市场占有率和回报水平。这个竞争中间要素的流入、流出是不断发生的。我们研究以后认为,在体制方面,再加上科技创新匹配的一些管理和技术手段方面,怎样让这种要素流动尽量减少所面临的阻碍,形成经济增长澎湃不息的动力机制,这就是特别值得我们抓住的实质问题。

  把这些认识说清楚以后,要落到“守正出奇”这样一个基本认识的考察上。中国是在工业革命以后严重落伍的,积贫积弱这个过程中,中国人非常痛楚,在救亡图存、牺牲奋斗、求发展之路上,我们终于在上个世纪第三件大事发生以后迎来经济起飞。这是继辛亥革命和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以上个世纪的第三件大事改革开放打开的新局面,使实现伟大民族复兴战略目标一步一步推进到走过了站起来时代后、又有富起来的时代,已面对强起来的新时代。但是“行百里者半九十”,新的考验就在面前,新的两步走中间的这种考验,有一系列的所谓陷阱,这些陷阱都是比喻:比如“中等收入陷阱”,学界有激烈的争议,我的看法是不要太在意它的表述,“陷阱”只是个比喻,要特别看重的它是一种世界范围的统计现象,表明中国必须正视这样一个特殊考验阶段:前面大半个世纪,到了中等收入阶段的经济体里,90%即绝大多数不能如愿继续往上成为高收入经济体,中国怎么样避免前车之鉴,我们现在谁敢拍胸脯说中国注定能是那10%极少数成功者后面的一员,而不落入其他的90%绝大多数的那个覆辙。我们现在已经感受到了矛盾凸显,如何处理好应对外部的压力,就是所谓贸易摩擦升级肯定使中美关系这个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进入一个比较长期化的打打停停、停停打打的新阶段;这种外在的压力又会和我们内部的“矛盾凸显”交织在一起考验我们。很多的不确定性,现在领导人已经意识到了,可能是百年未有之变局,可能会引出难以意料的惊涛骇浪。处理得不好,我们的发展可持续性是不是要受到严峻考验?跟这个中等收入陷阱所体现的发展的可持续性挑战相伴随的,还有就是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之间可能存在的一种博弈,被描述为“修昔底德陷阱”,我们现在已经感受到了其冲击力。还有民粹主义为基础的“福利赶超陷阱”,拉美许多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很重要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简单地迎合民意,短期利益、局部利益压倒了长期利益和全局利益,一段时间政治家努力做这种提升福利水平的事,可以得到民众的叫好,但高福利的后劲儿撤空以后,福利从云端跌落尘埃,跟着跌下来的是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后劲儿,没有后劲儿了还谈何未来的发展,还谈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在这方面能不能处理得好,其实也是在考验的过程中,我们绝对不可掉以轻心的。

  还有“塔西佗陷阱”,如果公权在手的政府,在政策、战略等等方面屡屡出现失误,迟迟不能很好纠正,那么你的公信力会滑坡,过了某个临界点,政府再说什么、做什么,哪怕你是正确的,也已经没有什么特别的效应了,已经不可收拾。这些问题虽然都以陷阱来比喻,但蕴含着不可忽视的挑战。我们认为要应对这种挑战,对冲下行因素,化解矛盾凸显,一定要掌握守正出奇,把有效市场与有为、有限的政府两方面的作用,在创新中优化结合。要基于竞争,但不局限于完全竞争理论假设,来处理好中国的发展问题。

  所谓守正,就是认识、顺应和敬畏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在这方面应该坚定不移。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一个重要的理论突破就是确定了市场决定论,那么这种市场决定总体资源配置的认识,对于我们未来在市场取向上推进现代化是有长期指导意义的,是非常重要的。政府你再怎么更好发挥作用,充其量在整个资源配置中是配角,你不要想唱主角。但实话实说,实际生活中我们很多的政府行为非常容易滑到想自己唱主角的这种偏颇上去。所以,守正是必须充分认识市场规律,尊重乃至敬畏市场的力量,才能处理好政府自己摆正职能转换的位置,接上更好发挥作用的一个合理化之路。政府职能合理化发挥,又不能简单照搬其他经济体的一般经验,我们还必须结合中国的国情,寻求能够出奇制胜的政府更好发挥作用、支持创新型超常规发展这样一套机制和政策的组合。它必然涉及一系列带有双轨制特征的特定机制安排。虽然有的学者说中国应该去除所有的双轨制,但我看来,其实不能做这样简单的理想化的考虑。比如说咱们关于产业政策的选择性设计,它是在守正的后面,一定要出奇的,它是在市场这上面,又带上了有别于市场竞争的另外一方面的政策倾斜。又比如在金融发展中,商业性金融必须和政策性金融双轨并存的事情,在中国要有一个可持续的健康的解决方案。我们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就意识到了,不可避免地要有政策性融资,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需要分道扬镳,分开各自的轨道,这就是双轨制的问题。到现在为止中央所说的、特别值得我们看重的普惠金融、绿色金融、开发性金融、小微金融、草根金融,以及金融对于精准扶贫的支持等等,都有浓厚的政策性融资色彩,实际上是要处理好怎么和商业性金融并存而相互协调的这样一个系统工程问题。再比如我们在住房制度方面、不动产业界方面,已看得很清楚,市场轨旁边一定要有托底的保障轨,在中国可以预见的很长历史时期内,这个双轨制的运行是势在必然,而且是对于我们怎么样实现现代国家治理的一种考验。处理得不好,我们现在的住房市场的调节,房市、楼市的发展,就是矛盾丛生,几轮调节下来只治标不治本,中央所说的长效机制必须要有基础性制度来形成,而基础性制度就包括着这方面的土地制度、双轨特征的投融资制度和住房制度,以及财政税收方面的相关制度建设。这个系统工程里,是无法忽视住房、金融,还有财政支持这方面的政策色彩和双轨制的“兴利抑弊”的考验的。

  当然,这种守正出奇寻求创新成功,通道是比较狭窄的。如果处理不好,很容易是双轨制带来的设租寻租、不可收拾的情况:那就是乌烟瘴气,大家都在找关系、处关系,整个社会会在公平竞争方面脱开轨道,而使大家都希望通过设租寻租来走捷径,这样的一个市场经济不可能是健康的市场经济。我们这些年已经看到所谓不正之风,一直发展到一度较严重的腐败,在威胁我们的可持续发展过程。我们的出路,其实就是既然要面对一系列的双轨制,一定要经受考验,把设租寻租的可能性压到最低水平,把一系列的制度建设对接到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和理性供给管理所能够处理好的“守正还要出奇制胜”这个系统化解决方案上。这种最关键的尽可能高水平的实质性的全面配套改革,是构建创新发展环境、保障守正出奇的成功率的最关键的因素。

  以上这些是从原理上做的一些基本探讨。时间关系,不能结合更多的实例了。这个思路,请各位在座的朋友们批评指正。谢谢大家!(文章转自微信公众号贾康学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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