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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康:创新投资策动改革

贾康贾康 02月11日 08:42 发布于[财经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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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按照咱们会议主办方的“命题”,谈一下怎么认识创新投资策动改革。我的理解,创新发展作为第一动力,在现实生活中与之相关的投资是非常关键的动力源,它是适应社会需要、提供有效供给的源头。整个经济活动在供需互动过程中,在起步阶段上投资至关重要,而中国要完成经济社会转轨和走向现代化,怎样以投资和改革的互动支持超常规发展,是我们的真问题。常规的发展,不解决中国现代化的历史使命如何实现这样的整体战略问题,只有实现可持续的超常规发展,中国才能在工业革命严重落伍之后,在已经缩小了和发达经济体差距的历史新起点上继续追赶,最后达到中央在十九大提出的新的两步走、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以及建成现代化强国这个新时代“中国梦”的目标。

  按照这样的理解,下面谈一下相关的一些分析。当下讨论这个问题,我们无疑是面对一个复杂的局面:在2018年不期而至的贸易摩擦升级带来的外部压力,显示了巨大的不确定性,而这个外部压力和冲击,其实是和我们内部在前些年发展中已经感受到的矛盾凸显交织在一起的,市场的预期明显地在向下变化。中央领导层意识到稳中有变,变中有忧,经济下行压力非常明显。对这种巨大的不确定性是无法做出准确预测的。我们能够把握住的,是做好我们自己可选、可做的事情,把握这种确定性。当下迫切需要创新投资机制,因为扩大内需是必然选择,而把有效投资的潜力空间打开,来扩大内需,并且策动改革,调动潜力,牵动消费,增强发展后劲儿,这是我们必须抓住的自己可做的实事,也是蕴含着我们应该把握住的确定性。

  在这个总体概念上,我认为中国有效投资的潜力空间是可观、可用、可贵的。对此,前些年新供给经济学研究群体就有专门的研究报告,我们现在仍然坚持这个观点。投资的机会,其实俯拾皆是,但是要释放中国这个潜力空间,一定要和改革创新呼应、配合在一起。中国的工业化有人认为已经到了中后期,在向后期转变,我们不这么看。整个中国如果说沿海的工业化到了中后期,那么中部和西部的广大区域,其实还都是中期和初期。总体来说,中国的工业化现阶段是从中期向中后期的转变过程。当然,这里面有些增长点可以率先从中后期向后期转变。面上看,中国工业化它后面的纵深空间,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相伴随的判断指标,就是中国的城镇化水平如何。不能看我们常住人口的城镇化指标(刚刚公布的是已经59%出头儿),实际上没有欠账的城镇化水平,是中央这几年特别看重的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也就才42%-43%,这是城镇化的高速发展阶段还远远没有完结的特征——按照国际经验,它跟工业化推进过程有一个呼应关系。只有在真实城镇化水平达到70%左右的时候,经济体才能认为它有充分条件支撑进入工业化的后期。中国现在如果是按真实城镇化水平做个推算的话,把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的两个指标中和一下,充其量50%,如果是50%上下的话,后面还有城镇化高速发展的20个点的空间,要有一轮一轮建成区的扩大,城乡结合部和相关区域里一轮一轮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升级换代,一轮一轮的产业互动和产业升级,一轮一轮的人力资本培育,大量的需求释放出来,要得到中国本土和全球有效供给的回应,这就是中国弥合二元经济过程中我们工业化和城镇化合在一起有可能继续表现为超常规发展的过程,就是我们的所谓“引擎和动力源”。

  在这个过程中,当然也有矛盾的制约,比如说大量的基础设施要做的建设,政府本身资金力量是不足的,但完全可以积极运用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机制,这个机制不光是融资模式的创新,而且是管理模式创新、治理模式创新。比如北京,别无选择,我们必须加快建设像纽约、东京、巴黎、慕尼黑、莫斯科等等城市他们建成国际化大都市经验所表明的四通八达、密度足够的轨道交通网,否则北京公交体系的矛盾是不可能得到有效缓解的。在这个建设过程中,天文数字的资源要砸到地底下去,形成这样一种基础设施的有效供给。政府自己的财力显然是不够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北京的重要干线4号线按PPP做,后来跟进的16号线又是PPP。这个PPP不仅把港资拉到北京,加入这样重要的中铁工程建设,解决了原来老模式所形成的局限问题,而且它带来了绩效提升——不光引来资金,还引来了港铁,它在全球来说可以评为最高水平的地铁管理和运营经验。政府企业和专业机构在PPP的项目里,是形成“1+1+1>3”的一种绩效提升机制。北京的这种有效投资空间要继续打开,否则不能缓解社会矛盾。我们前些年在北京的公交体系建设方面曾经走了弯路,地铁是“起了一个大早赶了一个晚集”,等到已经在地面摊大饼走到了七环,才发现不行,这种方式此路不通。回过头来遵循世界上早已经相对成熟的中心区域轨道交通网的建设经验。所以,要赶快在追赶中:缩小和国际真正高水平中心都市区域公交体系的差距。这种中心区域轨道交通网,在北京如此,在中国另外一百多个百万人口规模以上的城市,大同小异,都得加快建设。现在要扩大内需,要找有效投资,这不是各个地方俯拾皆是必须要做的事情吗?当然,这方面机制的创新就非常重要了,没有机制的创新,则必定心有余力不足。

  另外,咱们可再看一个小事:中国的中心区域主要是城镇,有关部门说共缺少五千万个停车位。实际生活中大家都感受到停车位紧张,中心区域这是普遍出现的现象,那么别无选择,未来的十几年,二十年里,这个短板必须补上。停车场、停车位怎么建,在北京有很多现实的问题。比如大家都知道,当年费九牛二虎之力打通了和长安街平行的另外一条中心干道就是平安大道。所有的开发设计都想得尽可能高水平,两边的店铺是设计成雕梁画栋的风格,两边第一批的路灯是宫灯的式样,但是很遗憾,就是没有规划这个街道两边的停车场停车位。所以,这么多年过去了,开在平安大道上机动车停不下来,两边店铺的人气就是上不去,影响了街道基础设施应有的支撑繁荣功能的发挥。要使平安大道沿街能如愿地繁荣起来,必须讨论在现在的局限条件之下怎样建立体停车位,别无选择了。这种立体停车场停车位,政府规划之后,资金怎么来呢?完全可以对接PPP。我接触到的长三角的企业家开发的方案,一个停车位可以做成上下各五层,就是原来一个车位的地皮,可以解决十辆车的停车问题,最高的和最低的车调到地面上开走,50秒钟之内,这就满足了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这种有效供给如果能接上民间资本的力量,以PPP的方式做,一旦使用就有现金流,完全可以解决整个建设、运营过程中资金链的问题。这样的事情在中国,还有其他很多可以列举、我们可以观察到的有效投资案例。至于说智慧城市、生态城市、海绵城市建设,我们未来几十年是做不完的。这些事情在当下,完全应该调动潜力做得更加有声有色。

  在这方面,我们可以说,政府要做的财政资金的“可行性缺口补贴”,实际上追求的就是少花钱多干事,四两拨千斤的放大机制,可以产生非常可观的乘数效应。这样支持的机制,是我们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里特别推崇的“守正出奇”的哲理在实际生活中的贯彻,我们可以守市场经济之正,又在中国的特定条件之下,承担一定的创新的风险,而争取走通出奇制胜的创新之路,实现我们从追赶到赶超的超常规发展。现在PPP项目上财政承受能力有10%的天花板,这是防范风险、控制风险。同时,它的内在激励也是要使高水平的PPP、城市的运营、乡村的振兴等等一系列的“真PPP”开发性项目越来越可能成为主流。这个10%的空间怎么用,大有文章可做。很遗憾,我们看到有些地方政府因为辖区内实际的PPP项目专业水平不高,很快就把这10%的空间填满了,顶到天花板了,后面的PPP项目就没有空间了。其实最值得推崇的,就是尽量少花钱,使这10%可以用到很多很多项目上去。这也需要在政府、企业意愿形成一致性之后,引入专业的团队,帮助他们提高项目设计筹划的水平,在天花板之下充分运用可行性缺口补贴的资金潜力来四两拨千斤。实际生活中可以看到很多典型的的项目政府几乎不出什么钱,可谓做出的是大手笔。比如汕头的滨海新城项目,中信地产进入以后,要在半个世纪以上时间内滚动开发,而政府几乎不出钱,它那个10%的空间完全不用顶格,这个大手笔的项目就做出来了。在滚动开发过程中,第一个标杆性项目是中信以自己的大资金来启动一个大规划,建成“圆汕头人百年之梦”的海湾最宽阔的海面之下的那个过海地下隧道。这个海底隧道在圆梦预期之下是2019年年底就可望竣工交付使用,将一下使整个汕头中心海湾区域的公交体系变成全天候,台风再怎么来,过海峡的左右较窄地方的桥梁可以封闭,但是底下的通道连通,原来发展中整个城市建设所形成的那些基础条件的潜力,也将一下子被激活,以后所展现出来的发展前景,就是引致后面的滚动开发,而滚动开发过程中一个一个项目会有很多后续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都有参与机会的投融资过程。这样一个大手笔的168平方公里的连片开发,资金主要来自政府体外。显然可以支持汕头这个重要的四个特区之一(本来实际上发展态势是排在最后面的),争取打开一个新局面。

  我们北京边上的固安连片开发估计很多朋友都了解,我也去看过,那也可以称之创造了奇迹。千年之交之后十几年的时间,改天换地,民营企业和当地政府形成合作协议,政府没有财力,出不了什么钱,但是政府在规划方面参与并给予最后的确认批准,具体规划是华夏幸福基业当年用三千万人民币购买了美国高水平规划团队的方案(在磋商中最后政府拍板同意),这就形成了所谓“政府主导”,而后面是“企业筹资,市场运作”,把这个产业新城的建设和运营做得有声有色,迅速使固安这样一个过去默默无闻的农业区域,成长为一个在北京南边50公里叫得响的非常有影响的经济增长极区域。这又是成功地支撑了超常规发展,而在这里面有效投资所带动的整个宜居城市建设,所有这些资金没有对政府形成实际的负担,是企业在政府规划罩着整个运营的局面之下,他们用自己的经验和人脉招商引资,实现的在市场经济环境之下的投融资乘数和放大。

  还有另外一些事情,在过去看来很难做的,现在发现其实有在政府体外可以争取的非常有支持力的现金流。比如我所了解的我们一些博士、博士后帮助地方政府在菏泽谋划做的天网项目,那本来是公安部门管理社会治安所需要的一个体系,无所不在的这些探头,谁来投资把它配到位?配到位以后它怎么能产生现金流?这好像只是财政出钱才能办的事儿。后来具体了解以后,发现这个天网里的信息,在做了处理以后(必要的一些技术处理都可以做到的),那么可以符合规范地部分提供给外界使用,是一些互联网公司愿意出可观的资金来购买的相关信息。于是现金流是从购买这些信息的互联网公司以竞争性方式卖一个好价钱来得到的——经过招投标以后,天网工程可做成一个政府出钱很有限的PPP项目,像百度,像腾讯,还有其他的公司,他们的网上地图,相关的信息从哪儿来呢?就是在具体区域里,天网工程已经形成的信息网络里规范地取得的,而且按照市场规则要付费的。这就在政府、企业、社会共赢这个方面,形成了很好的案例。这些都是我们讲的有效投资相关的创新。

  策动改革这方面,显然对政府的挑战性的问题,就是政府首先得思想解放,如要按照因循守旧的套路,无法想象这种开拓和创新。思想解放,观念创新中间,政府还得放低身段真的做职能转变,自我革命。因为做PPP一做可能30年、5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多少届政府要轮替,其中这个长期行为怎么形成和保障呢?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必须打造成功,政府和企业签了协议以后,各届政府必须履约,法治化的环境保障它的履约是大概率事件,不能让企业觉得提心吊胆——提心吊胆就不会自愿签字,就做不成。这种政府在思想解放、观念创新后面的实质性的改革概念是什么?是我们必须按照中央要求,在激发经济活力的同时打造全面依法治国的高水平法治化社会,使企业具有信心实现公平正义的营商环境和社会环境。这个政府的自我革命如果处理得好,像PPP这样的把投资机会真正从潜力变成实际的投资支撑力,是把想干事、会干事的人拢在一起,干成事,不出事。过去的投资往往出现很多弊病,从不正之风一直发展到腐败,有些实权部门的腐败做得“前仆后继”,但是如做成PPP,它基本的制度约束是什么?就是全程阳光化,多方知情,可研报告绝对不是走形式,而且可研只是前面的铺垫,后面要走物有所值评价、财政承受能力论证,多方集体讨论,公众参与,专家参与,最后在阳光化的过程中,政府和企业谈拢了自愿签字,才成为能做的事情。想干事,会干事,干成事,不出事,这样的好机制显然对于中国现在应对不确定性,把我们潜力发挥出来,支持中国的现代化过程,是非常可贵的。我们必须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得到这种超常规的创新发展的加持。这就是我所特别强调的一个基本认识。谢谢大家!(文章转自微信公众号贾康学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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