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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康:在供给侧改革主线上实现攻坚克难的创新发展

贾康贾康 11月08日 09:12 发布于[财经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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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单元的主题是制度创新与供给侧改革,表述上是把创新引领和供给侧改革两个关键词放在一起的。

  我谈谈我的理解:在创新引领发展这个概念上,就是中央已经清晰表述的我们所寻求的现代化的发展,必须是以创新发展作为第一动力。这个第一动力的创新发展,引出的是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和落到人民群众美好生活要变成大地上现实的共享发展。

  现在纪念改革开放40年,这是热议的主题,改革开放的发展历程也就是解放思想、创新发展的历程,大家都在反思、总结,而且在总结的基础上还要做未来的展望。在前一段时间,有媒体问我能不能给出我心目中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关键词?我提出了三个认为应特别强调的关键词。第一就是“解放思想”,因为我认为只有解放思想才能真正贯彻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解放思想就意味着必须创新,首先认识上要有观念的创新。第二个关键词是“以人为本”,因为只有以人为本才能深刻理解现代化诉求的内涵和根本逻辑。中国在工业革命以后明显落伍了,而我们一百多年来无数志士仁人苦苦寻求的现代化,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们越来越真切地体会到,必须落到以人为本的原点上。我们所有的诉求都是为了要让中国和世界上的社会成员、我们的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能够得到实现,而这个实现要处理一系列复杂的问题,如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和根本利益。不同的经济体之间会有摩擦,但必须寻求“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的共赢的发展。第三个关键词就是今天的主题“创新发展”。只有以创新发展作为第一动力,我们才可能在中国攻坚克难的改革进程中,使“中国梦”这一梦想成真。

  有了这样一些基本的认识,我想今天借这个机会再展开一些说一说所谓供给侧改革应该怎么理解和把握。虽然我们这个单元是把创新和供给侧改革放到一起,但依我的理解,如果从内在逻辑上来讲,供给侧改革是在学术上更严谨地来表述怎样推进创新应抓住的矛盾主要方面。创新可以理解为有制度创新,有科技创新,还有管理创新。科学家们从基础理论的探索一直推进到跟市场对接的应用技术、市场开拓,这条线索上一般人们首先涉及的是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但如从整个社会大系统来看,我们作为研究者深切地体会到,要把中国的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如愿地向前推进,继续大踏步地跟上时代,而且使我们在工业革命落伍以后能追赶、能够最后接近和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最后达到赶超,。这样的目的之下,整个社会的经济社会转轨这个制度创新,需要统领我们整个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的过程。从宏观角度来说,我们特别强调这一认识。我们在供给侧做的基础理论研究里,试图建立和发展新供给经济学的认识框架。在新供给经济学认识上,我们特别强调,中央现在从战略方针进一步表述为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主线的这个供给侧改革,就是邓小平当年所说的生产关系自我革命这个改革在深水区的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有的朋友提出过相关的认识困惑,甚至有一些研究者,包括很有影响的著名高校的资深教授都曾经把“深化体制改革”与“供给侧改革”处理成两个概念,甚至认为这两个概念之间产生矛盾,我们认为决不是这样。供给侧改革就是邓小平所说生产关系革命这一改革要承前启后,继往开来,面对改革深水区攻坚克难的时候,它明显地是在表述上要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理的支撑——更严谨地把改革做全称:所谓供给侧强调的是这个改革是解决制度供给的有效性问题,直接标上去;所谓结构性,从制度创新入手要攻坚克难,就必须改造制度结构,就要优化利益格局,就要真正做到总书记说了多次的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啃硬骨头,把难啃的骨头真正啃下来。

  在实际生活中,只有制度创新,才能真正打开中国具有极大潜力的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的空间。实际生活中如果没有有效的制度供给,中国人屡屡碰到使我们困惑的问题。中国人不缺少勤奋,甚至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勤奋的民族;中国人不缺少聪明才智,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各种能工巧匠,就有灿烂文明中各种各样先人的发明创造,但是一直走到现在,为什么我们还苦苦面对着所谓“钱学森之问”?我们前些年已投入这么多资源发展教育,从上到下,方方面面没有不重视教育的,家长们不用说,对管理部门、地方政府具体考察一下,现在到中国各个地方去,那么多中小城镇,你会看到最漂亮的建筑物是学校。不排除还有个别穷乡僻壤仍然有一些亟待解决的教育设施的问题,但是一般的情况下,教育的硬件今非昔比,已有大量的投入去优化它。但是我们到现在为止,仍然面对着整个中国几十年(包括改革开放这几十年),钱学森向国家领导人提出的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迟迟不能培养出创新型领军人物这样的优秀人才?我们碰到了什么阻碍?到现在为止,从我们的教育改革到科技制度改革方面,我们碰到的,直言不讳地说,就是制度和机制的阻碍,就是相关的制度供给不能有效地支持使我们有潜能成为领军型科技创新人才的这些人脱颖而出。一定是我们的制度环境制约了这种人才的脱颖而出。对这样一个钱学森之问,我们以新供给研究来看,可以往前追溯到一个更有历史纵深的题目,就是“李约瑟之迷”或者叫“李约瑟难题”。李约瑟上个世纪前半期就注意到中国古代的文献里表明有一系列非常值得称道的发明创造,但是到了工业革命以后,近现代意义的科学这个概念之下,中国的发展却被远远甩在后面,什么道理?有很多的分析,这些分析中最关键的还是涉及到制度机制的问题、制度供给有效性不足的问题。比如中国过去确实有在某种意义上值得称道的科举制度,使低端社会成员有了上升通道,虽然成功率很低,但是哪怕在穷乡僻壤的农户的孩子,你只要认真读书,理论上有条通道,有可能让他学而优则仕,出将入相,成为国家栋梁。中国从隋以后一千多年历史中,曾很好地形成了社会中的这一人才培养机制,但非常遗憾,它越来越走到了“八股文”状态,只重文科,只重比较成型的那些知识和传统哲理,过去所形成的三纲五常、儒学的这些经典,却没有和实际上工业革命必须匹配的工科、科技概念下的系统性知识创造相关的激励,反而是抑制了在实际生活中工商业中的创造发明上升为科学体系。

  科举显然是个制度安排,而我们在辛亥革命之前不得已废了科举,以后又在种种矛盾冲突之中,终于发生了推翻千年帝制的大转变,但是以后中国怎样能在制度创新方面进一步跟上人类文明的主潮流,我们还有很多任重道远的任务——“走向共和”仍然是进行时。我们现在追求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上,还要进一步有民主化、法治化的政治文明,才能很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所以,今天讨论创新,我愿在从新供给经济学的框架下,特别再强调一下制度创新这个视角,它实际上应统领我们整个创新的系统工程。

  前几天有一个讨论的场合,涉及中国当下我们面对全面小康、“十三五”规划目标的实现,再往后还要寻求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以及实现十九大规划的新的两步走现代化战略目标——在这个往前看做展望的情况之下,创新发展中碰到了什么制约我们的问题?我想把那个会上我说到的四点,再跟各位做个简要的交流。我谈到有感受很深的四个角度的问题,中国的现代化主线上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我们所说的生产关系革命意义上的改革深化、配套落实方面,显然面临着不可忽视的阻力和困难,啃硬骨头的重点任务,特别需要我们考虑怎么样发力推进中央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形成的好评如潮的“60条”配套改革指导意见的落实。那个时候中央同时匹配了一个时间表,这个制度创新按中央的要求,2020年要“取得决定性成果”。现在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在这个过程中观察,如果比照中央在配套改革方面,首先由政治局审议通过财税配套改革方案,那么时间表要求上,不客气地讲,现在已经落空。当时要求财政改革——打造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的这样一个重点领域的改革、服务于全局的改革,要在2016年把重点和基本的事情做出来。我们现在已经到了2018年,财税改革有进展,但是重点和基本的任务的完成,仍然有待攻坚克难。

  财税改革这个视角上,我们可以引到大家都非常关注的中国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的领域——就是房地产。房地产业怎么健康发展,在2016年出现不得不推出“930新政”这种行政手段强力压制一线和几十个二线城市,以使房地产市场不再升温之后,人民日报已经直截了当地指出,必须避免只治标不治本。我们过去已经走了几轮调控,但是几轮调控中治标竭尽全力,治本乏善可陈。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给出的明确的指导意见,是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要打造的长效机制,必须是解决基础性制度建设问题,这都是要攻坚克难啃硬骨头的。这里面包括土地制度改革;包括住房制度双轨统筹方面怎么样更好地托好保障轨、防止保障轨上出现紊乱时设租,寻租弊病等等;也包括投融资方面怎样使我们的棚改、使保障房建设和其他各种类型的商品房建设,能够得到有力的融资支持,需要实行相关的投融资制度的改革;当然,也无可回避地包括社会方方面面都关注、但是到现在为止步履维艰的房地产税“加快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这样的攻坚任务。

  这些阻力摆在面前,我们别无选择,要真正贯彻中央的要求,我们还需要竭尽全力,争取使配套改革取得决定性成果,这样才能形成我们发展的后劲儿。这个后劲儿,是支持我们继续打开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的空间,保持超常规发展势头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未来的十年将是对我们的历史性的考验: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现在八千多美元,能不能如愿地一路走到一万三,稳稳坐在高收入经济体的门槛之上?未来的十年非常关键,我们必须把改革取得决定性成果,作为我们新的动力源,支持我们继续保持超常规发展的势头。这是第一个角度。

  我说到的第二点,就是大家都意识到我们还要继续增加科技投入,鼓励研发,但是在增加投入的同时,我们要注意到,不光是要有钱,这个钱怎么用,还要有好的机制。我们必须遗憾地指出,在现在的科研创新领域里,包括我们的高校、研究机构,以及产学研,结合在创新一线以课题的形式、团队的形式,要把科技成果市场化运用的这些具体场合,存在着诸种违反科研规律的问题,压抑着创新者和知识分子、科研创新团队创新的积极性。这几年从国办发文到中办、国办联合发文,屡次发文都是要纠偏,要改变李克强总理批评多次的科研管理领域的繁文缛节,纠正那些把官本位行政化的一套施加到知识分子头上去管理科研创新活动造成的弊病。当然,这和我前面提到的钱学森之问、李约瑟之迷,是有内在关系的。怎么化解这些问题,中央的文件里有非常明确的方针和要求:尊重知识价值,鼓励科研人员专心致志创新,过去一些陈旧的观念需要突破。比如我们的科研人员,大量是在公立的高校、研究机构、事业单位,过去他们的创造发明被认为是职务发明,你拿了工资,以后科研成果产生的效益跟你没关系了,不搭界了。但中央的文件非常明确地说,科研人员的科技成果可以入股而取得源源不断的、按照相关产权规范的收入。但是实际生活中有一个问题:有关部门的态度是说高校系主任以下、事业单位研究室主任以下、没有领导身份的人可以,只要有领导的身份,对不起,就不能兑现这个政策。中国的实际情况,是一般来说,有一定成绩和学科带头人身份的人,都担任着系主任、研究室主任等等这样的管理职务。这样一个问题,在实际生活中就使中央很好的指导意见,遇到了贯彻中的壁垒。中办、国办下发文件时,要求这些中央的指导精神,要在2016年年底形成实施细则。很遗憾,到现在为止实施细则迟迟出不来。我的建议,是首先从相对容易形成共识的承包性质的横向课题开始,能不能把中央的精神落到一套可操作的、好的实施细则上。这是我讲的第二点。

  第三点,要简单说一下中国进一步现代化在创新发展方面,需要有好的利益分配机制和约束机制,涉及全社会财产配置、收入分配领域里的制度,怎么进一步优化建设的问题。这一领域里恰恰是这几年矛盾非常明显、所谓“矛盾凸显”的领域。实际生活中城镇化在推进,城乡结合部要扩大建成区,要征地拆迁补偿,而利益处理不好,本来一个我们不断释放需求的动力来源,却变成了一个不断产生极端事件的令人纠结的坎儿,前不久又出现了南方一个城市很不好的消息,又出了人命。生活中大家都关心的不动产——住房,动不动传来一个消息,有人拿着一百多套房叫“房叔”,有人拿着好几十套房叫“房姐”。怎么会出现这些问题?当然不是简单所说的个人偏好和偶然现象,有后面的制度环境问题。我们现在的住房空置率,虽然没有精确的统计,肯定是很高的。但,这种很高的空置率显然是资源低效配置的体现。光讲人的觉悟不行,一定要有基础性制度建设的优化。

  我们这些社会成员里的问题,咱们也可以点到为止说一下:我们听到一系列“待遇问题”,比如教师的待遇——这是人类灵魂工程师啊,钱学森之问的破解,没有我们高水平的师资怎么可能?但是有他们的待遇问题。有我们的医生——救死扶伤的天使,碰到待遇问题和长期理不顺的医改,怎么给他们既有激励又有约束的分配制度,始终没有很好形成解决方案。有我们为国家国防安全做出贡献的老兵的待遇问题,还有社会上一些比较低端的社会成员他们的境遇怎么得到改善的问题。一边要疏解首都非核心功能、消除火灾隐患地推进环保,另外一方面必须关心群众的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必须特别注意这些人是我们社会成员里需要给予一定政策倾斜支持的弱势群体。这些问题如何解决得好,我们已经碰到了一系列的挑战。

  大家都在关注崔永元“炮轰事件”,涉及的是经济上的分配问题,后面跟着的,可以看到从影视界、文艺界,已经推到了公权在手的我们的税收管理部门、工商部门、公安部门、检察部门等等,怎么样能很好地面对社会矛盾来秉持社会公平正义,树立应有的公信力?崔永元激愤之下已经又在举报——除了开始涉及的一些影视界人士,现在举报到公安。他在网上留下了他给女儿的被人称为“绝命书”的文字。为解决好这一系列有关的收入分配、财产分配问题,一定是配套改革形成有效制度供给,然后才能调动社会所有成员创新的聪明才智、潜力活力,大家一起促进社会和谐,使我们社会的创新发展水平和现代化水平往上提升。

  最后一点,简单地说,就是我们现在已听到的令人鼓舞的消息:我们的最高领导人发表重要讲话,和民营企业的代表一起座谈,大家还都在讨论这个最新消息里包含的重要信息。我们毋庸讳言,几个月以来,中国社会上高敏感度的这些民营企业的成员,他们过的日子是很不舒心的。一方面有那么好的十九大的精神,另外一方面有明显违背党的基本路线和十九大精神的所谓消灭私有制、私营经济退场、公私合营等等社会上错误风潮的干扰,而且实际生活中我们也看到有的地方煞有介事发文件,民营企业里要派去工会主席,有的管理部门的领导(说起来他是很权威的),说民营企业的决策要员工进去参与。法律界人士马上就问,把现在的产权规范完全扔在一边,能这么简单地提问题吗?社会科学研究界的人也说“消灭私有制”,这确实是共产党宣言里的表述,但马克思、恩格斯同时跟着说的是,共产党人并不否定对财产的私人占有,而只是反对用它来奴役他人。到了马克思更为丰富思想的代表作《资本论》里,强调了在资本主义发展成就的基础上和联合劳动的基础上,要“重建个人所有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指引,重建个人所有制,其实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已经认识到的股份制对生产资料私有制带来了扬弃,扬弃就不是简单的消灭,而是机体内生的,要通过资本社会化实现升级,这个扬弃也就是对接的中国最高决策层早已经认识到的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混合所有制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那么就不是谁消灭谁的问题,是共赢发展的问题,是多种经济成在一起按照命运共同体来寻求中国的现代化问题。

  这么多值得讨论之处,我们过去讨论得远远不够。总书记最新的讲话,值得我们所有社会成员好好学习。从整个认识框架、基本路线的原点和要领,一直到现在问题导向下我们怎么样务实地解决问题,这个讲话里的内容太重要了。

  时间关系就在这里点到为止地汇报一些自己关于制度创新的感想,请各位批评指正!谢谢大家。(文章转自微信公众号贾康学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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