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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锦:国企改革40年的回顾 在中央决定70天前拿出市场经济模型

李锦李锦 09月12日 08:53 发布于[财经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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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发表对国企改革40年回顾《“南巡讲话”之后对双星集团的调研》第4、5小节,重点写的是邓小平“南巡讲话”到十四大前在青岛双星集团调研过程。反映由计划经济体制内机制改革转向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对于市场经济的理解对市场体制机制的认识。我在双星集团住了42天。7月份国务院发布《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也没有人回答,我在国务院文件发表前,就在这里编织起来,制造一个市场经济新模型,文件一出来,我这个模型也拿出来了。应该说,这些机制的归纳总结,在全国是最早的。这里记下的是一个记者的思维过程。

   邓小平讲话的冲击

  1、为国家配一把破解难题的钥匙

  1992年是中国的市场经济元年,改革卸下计划经济枷锁。在这历史性的转折年,我的双星调查与报道,及时出现在中央领导面前。双星变成十四大后中国市场经济第一个模型。

  1992年春天,87岁的邓小平先后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并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这个“南巡讲话”,不但在政治上造成空前震动,也在经济上形成强大号召力。谈话指出,要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不要纠缠于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讨论;改革开放的判断标准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计划和市场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上述宣言,自然对僵硬保守思潮是致命一击。

  随着“南巡讲话”的传达,一时间,解放思想,加快改革步伐,成为舆论共声。

  然而,对于要不要走市场经济仍在争论,市场经济道路该如何走,当时并无先例。当绝大多数人还在围绕“姓资”“姓社”的问题争论得面红耳赤的时候,我来到了青岛双星集团蹲点,在双星集团一下子住了42天,寻找破解这个难题的思路。我想像九间棚那样,再为国家配一把破解难题的钥匙。

  1992年春天,青岛双星集团专门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企业管理经验。双星集团是一家以闯市场闻名一时的企业,它摒弃计划经济下企业只管生产、不顾销售、不问市场的旧观念,确立了“市场是企业的最高领导”的指导思想。1984年就以企业名义召开新闻发布会和新产品订货会,开始全面进入市场。在双星集团发展史上,总裁汪海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志愿军出身的他个性张扬而果断,曾亲自背着鞋四处推销。在他的运营下,双星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旅游鞋制造商。

  新闻发布会当天,来了60多家新闻单位。那时,尽管“南巡谈话”已经发表三个多月,但还没有人站出来说,市场经济是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真正全党范围内的市场经济争论,还是6月9日江泽民在中央党校讲话时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概念后才兴起的。当时改革开放仍在姓“社”还是姓“资”之间徘徊,报纸上还没有出现像双星这种闯市场的典型,理论界也只是出现一些探讨性质的文章。我决心住下来,解剖麻雀。

  双星集团董事长汪海让我参加全体职工大会,他向全体职工说,别人多是来“游泳”的,而李记者是“潜水”的,他要能沉到水底。会散了,记者们潮涌一般地散了,只有李锦老弟一个人在双星住了下来。大家有什么说什么,不要怕,他是为国家操心的人。

  此时我担任采访室主任已有五年时间,省里也承认是正处级干部了。当时分社社长是蔡名照,新华社最年轻的分社社长,他是政治站位很高的人,组织学习邓小平“南巡讲话”,他很有激情。他鼓励大家拿出打得响的东西,还特意嘱咐副社长杨凤山发挥我的作用。辞行时,蔡名照对我说:“你没有完成发稿任务的问题,不要考虑数量,有事便让杨凤山通知你,没有事便不要回来,蹲到在基层调研去吧,现在正是国家需要拿出新思路之时,也是你写大文章的时候。有事组织上自然会考虑你的,你放心。”

  我去的时候带着《剩余价值理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模式研究》等20多本书,还把l987年以来从报刊上剪下的400多篇关于经济体制论争的文章装贴起来,装了整整一箱子。汪海十分爽快,他对我说,双星就是你的研究对象,不管好的坏的,你都可以写。只要能给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建议,怎么样解剖都行。双星人的热情给我创造了良好的调研条件,一住就是42天。

  胡英暖在《发生在中央决定的70天前——记探索市场经济之路的记者李锦》一文记录了我在双星调查研究的情景:

  春天,李锦带着一箱子书和材料,来到了双星。不要人陪同,自己在车间找人谈话。他白天搞调查,晚上整理完材料再看书,每天的睡眠也就四、五个小时。

  他多次参加双星的工作会议,也讲,也听,也记。一个女工提拔了,李锦四次到车间采访她,又跑很远到她的家中和她的婆婆交谈,人家说得落泪,他也跟着落泪。还有一个女工因写错一个字造成责任事故,李锦分别找六、七个人谈话,为这事用了整整一个上午。他需要的是生动翔实的第一手材料。

  见多识广的双星人感到惊讶,一个新华社的大记者为一个小小的细节不厌其烦。在中国,当一个有饭吃的记者不难,但当一个有追求的记者却不易。如今找几份现成的材料带回去编稿的记者已经不算稀罕了,像李锦这样下大功夫做调查研究的反倒少见了。双星的总经理汪海在大会上号召双星人学习李锦调查研究、忘我工作、争创一流的精神。

  我一向认为,调查与理论研究都必须做到扎得下身子,沉得住气。沉到水底,摸清底细,才可能抓到鲜活的“大鱼”。在发表于《中国记者》的一篇文章里我曾写道:“出水要看两腿泥。深入群众抓第一手材料的能力,不仅影响我们研究成果与现实的距离,决定对实际工作的影响力,还将决定记者及时发现与提出问题的能力。”

  对于双星集团的调查研究,我正是采用的这种“笨功夫”。从双星集团闯市场的过程中,我看到了一种自发地走市场经济道路的实践。然而当时对于双星集团所走的这条道路,更多的人是从市场营销的角度去理解,认识偏于狭隘。如何从更大的历史背景去认识双星集团的实践,成为我思考的重点。

  我一边调查,了解大量细节,一边研究国家改革趋势。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人民日报》记者杨振武也留在双星进行调查,那时几十家新闻单位的记者都已散去,杨振武在双星又住了一周时间。两个人每天一起吃饭,饭后一起在海边散步一个小时,那时海边是一片荒滩,我们走到填海大坝的尽头再走回来,纵谈中国企业发展形势,交换在双星调查的看法。杨振武对我的蹲点调研深为感叹,并请我写出稿件后先给《人民日报》发一份。后来他收到我的稿件便将其发表在头版,而且他的通讯还没有发表,先发表我的消息,可见老杨的品德,看出两大新闻单位的记者之间同行相惜的情感。

  2、用市场经济模型来说话

  事实上,市场经济在中国民间早已暗流涌动,并非始于邓小平的南方讲话。早在1982年,我调查的山东省商河县白集农民卖羊肉的事例,就发现了市场经济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冲击。

  我是喜欢剪报的人,从小学五年级开始写作文时便形成习惯。我剪了300多本报纸剪贴本,其中有一本是经济体制改革。1988年7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也是一种市场经济》一文,党报上第一次正式出现“市场经济”这一名词,虽然只是学术性质的探讨,但是我已经划上好多杠杠,也装在心里。80年代中后期,我国曾掀起关于市场经济的论争。1984年10月,第十二届三中全会出现了“商品经济”的提法,然而1985年物价飞涨,通胀明显,中国经济“一放就乱”的老毛病重现。“商品经济”的提法,只能是改革岔道口前的折中选择。“企业主体改革派”的代表厉以宁与“整体协调改革派”的代表吴敬琏也是意见纷呈。就是《人民日报》发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也是一种市场经济》一文后的第二年,消费低迷,企业大面积倒闭,改革路线之争再次跃上前台,“计划派”向商品经济发难。整个80年代后期都在计划与市场的博弈中度过。这些关于经济体制争论的文章,我都一篇篇剪下来,装订成册。我因为了解了市场经济兴起的历史曲折,后来才能更好地从现实中归纳出问题。有些人怀疑你怎么能敢于肯定这些新东西,口气太绝对了。其实我自己哪有这么多先见之明?很多是报纸上已经提出来过,我只不过是心里装这么多东西,只是肯于学习又能及时从实际中归纳而已。

  这次到双星,我还带了一本名为《生物全息学》的书,尝试着把双星集团作为经济改革的全息胚来分析,以回答当时争论很激烈的理论问题。

  “生物全息胚学说”由山东大学张颖清教授创立。这一理论告诉人们,一切动植物都是由全息胚组成的;全息胚都是整体发育的缩影,包含着生物整体的全部信息。我将这一生物理论创造性地运用到典型的调查与研究当中,提出了“新闻全息胚论”。双星集团便是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进行“解剖”的。

  我觉得,如果说市场经济是一个完整的生物体,双星集团就是市场经济的一个全息胚,研究好了双星集团,就能为市场经济的道路开辟提供一个好的思路。把“双星”作为整个中国企业改革的胚胞进行研究,从中找出属于市场经济的本质因素,然后推测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的内容与框架。在中央没有肯定市场经济、上级没有提出、报刊也没有现成经验可供参考的情况下,我决心靠自己的调查研究发现与提出新的主题,并系统地总结出典型经验,把双星集团作为第一个走市场经济道路的模型推出来,以事实来回答当时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为中央的决策、理论家的研究提供“第一手材料”。因此,我始终走在前面,始终提出主见,始终装配模型,成了终身习惯。

  调研过程中,我探索性地总结出双星集团“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三个阶段”、“建立产品销售等五大市场体系”、“以竞争激励机制为核心的五大机制”和“全面换脑筋的二十项内容”等市场经济特征。双星集团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是以全员、全面、全过程的三方面转变为标志的。所谓“全员”,即“全员走向市场,人人参与竞争”,双星集团动员所有员工一切向市场看齐,一切围着市场转;全员走向市场,也加速了双星集团“原材料市场”、“资金市场”、“劳动力市场”、“技术市场”、“信息市场”等市场体系的全面建设;而所谓“全过程”,就是从产品的生产、营销到售后服务等所有的企业工作都以市场为导向。

  上述围绕市场而展开的工作,还要依赖一定的经营机制。所谓经营机制,是决定企业经营行为的各种内在因素及其相互关系的总称,主要指企业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活动赖以存在的社会经济关系。7月份,国务院发布《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也没有人回答,我就在这里编织起来,制造一个新模型。再说,市场经济体制,与上层有决定性关系,我当时也没办法回答得了,我就从机制上回答。我在调查研究及学习理论著作的基础上,总结出了双星集团“以竞争激励机制为核心的五大机制”:

  双星集团是从五个方面创新,终而形成了新的经营机制的体系框架。

  经营机制的创新。他们通过兼并联合,走上集团化经营之路,根据市场需求优化要素配置。特别是销售机制由单向封闭“计划——开发——生产——销售”机制转换为以市场为龙头,带动了向市场的全面转轨变型。

  管理机制的创新。双星集团根据市场经济需要与企业特点,对企业内部配套改革的实践经验加以总结、提炼,最终形成“双星九九管理模式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管理哲学理论”,其基本特征是“借鉴国外的,继承传统的,创造自已的”。

  领导机制的形成与创新。双星集团有一个以全国优秀企业家汪海为核心的决策层。他们这里从来没有过“中心”、“核心”的争论,都以市场为中心,形成万众一心奔市场的局面。

  竞争激励机制的形成。以破除干部“铁交椅”为突破口的能上能下、能进能出、能多能少的制度改革,使双星集团及时解决经营机制的核心问题,为其他机制的创新准备了条件。

  约束机制的形成。为了在市场经济中做到趋利避害,双星集团注意发挥部门预防风险的功能,在投资与消费的关系、长期见效与短期见效的关系问题上,形成自我约束的能力。

  上述内容是我在双星集团的实践中摸索出来的。其后20年间中国企业研究一直讲经营机制转换,在实质上是与我在1992年提出的框架是基本吻合的。我觉得,在1992年在双星提出的框架,在以后20多年,也不算落后。然而,这是我自己归纳出来的。因为国务院文件才发出一个月,我拿出这一套东西,基本是我的归纳,还是花了大功夫的。(文章转自微信公众号李锦解读国资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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