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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锦:纵论新基建与“四万亿”的“不一样”

李锦李锦 03月24日 10:55 发布于[财经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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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锦,《中国企业报》总编辑,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 ,国资委新闻中心首席专家 ,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新华社高级记者。

  搞“新型基建”与“四万亿”是绕不过去的话题。有观点把“新基建”和“四万亿重来”、“重走老路”等混淆,表明这种思想认识需要理清。“新型基建”与“四万亿”有一个一样,有五个不一样。指导理论是不一样的,12年前,我与吴炳新研究并提出消费主导型社会理论,这个理论与凯恩斯的投资刺激理论是两股道上跑的车。

  新型基建与“四万亿”都是投资,这是相同的地方。对2008年开始的四万亿强力刺激,让我国经济从次贷危机的低谷中明显复苏,有效对冲了次贷危机的冲击,实现了稳定增长,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进一步增强。但这轮强刺激带来的产能过剩加重,通胀及资产价格上涨等副作用也非常明显,因而导致了舆论对刺激政策态度的转向,并在一定程度束缚了后来政策的手脚。乃至出现全民族的“投资刺激恐惧症”,这是不正常的。但是过去两年我国经济持续下滑的现实也让越来越多人认识到,没有、稳投资、稳增长政策托底,我国各种矛盾将集中爆发,经济转型将成为一句空话。当前我国的政策选择不是要不要投资的问题,而是在投资必须要推出的前提下,怎样优化政策,尽量降低其副作用,并兼顾长期的问题。

  在这方面,四万亿投资的三条教训值得借鉴。“四万亿”投资的急放与急收都加大经济波动。2010年四万亿的快速退出让之前的乐观预期落空,不少在建产能还未投产就已过剩。而货币政策的迅速收紧更令企业雪上加霜。这种强力刺激政策的快放快收紊乱了市场预期,增加了企业经营的难度,人为增大了经济的波动。 “四万亿”投资刺激产能进一步扩张。四万亿由于不恰当地刺激了我国制造业投资,令我国产能过剩局面进一步严峻,加大了稳定经济的难度。 “四万亿”投资依靠财政政策来进行,债务严重。四万亿时期,宽松的货币政策是主角。当时,决策者希望通过海量货币信贷来促使企业投资扩产。这种不问实体经济有无投资机会就撒钱的方式,造成了资金大量向虚拟经济漏出,推高了通胀和资产价格。从2015年11月提出供给侧结构改革以来,我们的去产能、去杠杆、去和补短板,都是为了消除前期政策而采取的纠正和补救措施。

  现在,我们有必要对四万亿做出客观评价,找出其成功,尤其要找出教训和不足,并在当前政策推进中有针对性地加以改进。需要依据这些经验教训进一步优化政策。“新型基建” 需要找出和明确“不一样”的地方,让新型基建来走得更稳、走得更远。

  内容不一样。“新型基建”是新的领域,引领不断升级的强大消费市场,不像“四万亿投资建筑工程。近年来,中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此次疫情防控期间,数字经济撑起了一片天,从远程办公到在线课堂,从线上消费平台到无人商店,从无人机扫码到使命必达的物流战场,从智能护理、送药机器人到远程医疗……新产业新模式缓解了疫情的影响,增强了中国经济的抗冲击能力。本质上是信息数字化的基础设施,此次“新基建”包含7大领域:1.特高压;2.新能源汽车充电桩;3.5G基站建设;4.大数据中心;5.人工智能;6.工业互联网;7.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这些既是基础设施,又是新兴产业,一头连着巨大投资与需求,一头牵着不断升级的强大消费市场,是中国经济增长新引擎。而2008年末四万亿投资集中在铁路、公路、桥梁、桥梁、航空等建筑工程。

  背景不一样。“新型基建”是主动性的,投资计划之内不像四万亿是计划外的被动投资。从根本上来说,这次所谓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与2009年的4万亿背景是不同的,一个是着眼于长期规划,并主动一个是仓促和被动。这次的基建,不是单纯的机械式刺激计划,而是一个早就规划好了的大规模建设计划,多数都在各地的投资计划之内,不过在疫情影响之下有所加强,一些地方加快了推进速度,一些投资项目为提前到2020年开工。而2009年的4万亿基础设施建设,从根本上来说,确实是为了单纯的应对危机,是一个很被动仓促的行动,从当时的情况看,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摸清楚美国金融危机的底细,就连美国自己也难以搞清楚,失业率瞬间大增,所以中国当时也是非常被动的,为了稳就业,启动4万亿刺激计划。

  节奏不一样。“新型基建”将会保持节奏,持续稳定发力,不象“四万亿投资急放与急收都加大经济波动。目前传说的50万亿看起来很多,但多数是未来几年的累计投资,不是一年的投资总规模。这次中国50万亿基建规划,指的是20多个已公布省份的未来总投资计划,从今年一年的投资额来看其实并没有比去年增长太多,项目总投资和年度投资规模不能混淆使用,项目总投资需在建设工期内分年度实施,一个项目从开工到完工,可能需要若干年,特别是重大项目建设周期更长,而年度投资只是总投资的一部分。例如,河南省2020年列出了3.3万亿元重点投资项目,但仅仅在2020年一年内完成的投资计划只有8372亿,约为总规模的四分之一。“新型基建” 政策保持稳定发力态势,既不要一时用力过猛,也不能因为经济短期复苏就急忙撤出。这样方能给各方稳定预期,保证经济增长的平稳。而2008年末四万亿的强力推出,但2010年四万亿的快速退出,让之前的乐观预期落空,不少在建产能还未投产就已过剩。而货币政策的迅速收紧更令企业雪上加霜。这种强力刺激政策的快放快收紊乱了市场预期,增加了企业经营的难度,人为增大了经济的波动。

  第四,逻辑不一样。“新型基建”更多依赖“消费型”投资,不象“四万亿投资刺激“生产型”产能进一步扩张。“新型基建”不从生产供给角度而是从消费角度入手解决矛盾。新型消费带动新型基建的,这是逻辑起点。“新型基建” 就不再刺激制造业这样“生产型”的投资,而应该更多依赖基础设施等“消费型”投资,以及教育、医疗、社保等民生消费升级领域基础设施。次贷危机长久地降低了全世界的总需求。在这一背景下,我国会在相当长时间内面临产能过剩的压力。四万亿由于不恰当地刺激了我国制造业投资,修路修桥修码头机场和港口等,显然其将增加钢铁、水泥和工程机械等传统行业的需求,过度投资,形成过剩产能。

  资金来源不一样。“新型基建” 更多依靠财政政策来进行,不象“四万亿投资以货币过快投放产生副作用。当前的“新型基建”政策更多依靠财政政策这种不带来货币总量扩张、又能更直接支持实体经济的方法来进行,通过减税、完善社保等政策来提振消费,以避免货币过快增长产生的诸多副作用。四万亿时期,宽松的货币政策是主角。当时,决策者希望通过海量货币信贷来促使企业投资扩产。这种不问实体经济有无投资机会就撒钱的方式,造成了资金大量向虚拟经济漏出,推高了通胀和资产价格。

  应该说,以上五点应当体现在当前“新型基建”中,也是我们的希望。在未来,还需依据这些经验教训进一步制定顶层设计,优化政策。

  依笔者意见,当前很重要的是拿出一个正确的理论纲领,把思想弄端正。最重要的,是指导思想与理论的“不一样”。如果围绕投资讲基建,就会把人们思想带进沟里,激发对四万亿的否定情绪。“新型基建”的逻辑起点是“新型消费”,不是“新型投资”,“新型基建”是适应“新型消费”的需要,不是投资刺激,理解了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消费主导理论论,而不是凯恩斯的投资刺激理论,我们便对会议提出的三大“新型基建”任务有了清晰的理解。投资是稳增长的抓手,但是投资结构决定了未来的供给结构,是结构能否优化的重要方面。当前阶段的投资拉动和以前的投资劳动是有区别的,关键在于“新型消费”如何扩大有效投资。没有消费需求支持,投资需求形成的新增生产能力将会大量浪费。加大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是“新型消费”导致中国经济布局的重大部署。因为有些理论家过于强调投资刺激,导致理论的混乱。单纯讲投资,从短期看会增加经济的波动幅度与频率,从长期看会消弱长期增长的基础,主要表现为资源的浪费、环境的破坏、产能的过剩及对决定经济长期增长因素的忽视。

  从实践上看,新型基建以消费与投资结构平衡为出发点,新型基建只是实现平衡的中介,需要优化投资与消费的内部结构以及完善两者动态互动机制。这方面,需要制定一个主动的、完整的、实现平衡的、留有余地顶层设计,说来话就多了。

  附: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我的“新型基建”战略分析,及国企机遇,共九篇,已经发表两篇。今天发表第三篇《新基建与“四万亿”有五个“不一样”》。

  在2月28日,我在文章中便提出新型基建,准备疫情后期爆发式增长。从3月5日开始,也就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后,我便投入新型基建与新型消费的研究。接着便一直研究,趁着国企改革冰冻期,也写了好几万字的东西了。凑合凑合,出一本书也差不多够了。不过不想出,主要是时间不够用。我的文章是自己一个字一个字打出来的,不易。

  我在1995年的座右铭是“发现思想 引领社会”,我在2009年确立自己的价值追求是”历史趋势的发现力、国家难题的破解力,社会进步的引领力”。这个价值观是我一个人的价值观,书上是没有的。是想了好久才归纳出来的。走在时代前面的人,应该独立研究,与众不同,喜作訇然中开之声。有单位要发表,希望暂时不要公开发表。我便等了半月,信义是要讲的。

  可是很多网友总是催着,希望看到下文。媒体上也有触及,但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看到系统阐述新基建与四万亿关系的论文或者报道。国难未解壮士老,匣中宝剑夜有声。好文章不能只为媒体发表,也要做百姓的智囊。(文章转自微信公众号李锦解读国资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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