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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柳钦:社会资本及其主要理论研究观点综述

陈柳钦陈柳钦 2019-12-12 10:39 发布于[财经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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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柳钦,教授,著名学者,产业经济、城市经济、能源经济、林业经济和金融问题专家。历任人民日报社《中国能源报》社评论部主任,中国能源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首席研究员,人民日报社《中国城市报》社副总编辑,中国城市管理研究院院长、研究员。现为钦点智库理事长。

  一、社会资本概念的提出

  资本是经济学中的一个基本概念。资本是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它一直是经济学研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其本质而言,资本是一个不断扩展的概念,其内涵随着社会和经济的不断发展而日益丰富。从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开始,经济学视野中的资本的内涵不断丰富,它指的是一种能够生产产品的物质资本或物质资本的象征物(货币),并与土地、劳动并列为最基本的推动经济增长的获种生产要素。马克思从阶级分析出发最先对资本这一概念进行了科学的界定,他认为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反映了资本家剥削雇佣劳动者的社会关系;同时从动态的角度,进一步分析了资本的运动过程及其价值增殖过程。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变迁规律。随着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以及经济学在社会科学中主导地位的确立,西方经济学家为克服传统主流经济学的局限性,不断拓展资本的内涵。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和贝克通过对社会经济增长的研究,突破了相对比较狭隘的货币资本和物质资本的局限,首次提出了“人力资本”的概念,并将其定义为个人所具备的知识、才能、技能和资历等要素的总和,是一种“非物质资本”。 但是,无论是物质资本还是人力资本,都只是一种经济性的资本。而舒尔茨和贝克尔提出的人力资本概念,首一次使“资本”的概念摆脱了具体的物质形态而向广义的、抽象的层次扩展,成为可以带来价值增值的所有物质与非物质资源的代名词,从而为社会资本理论的提出奠定了理论基础。

  “社会资本”的概念最初由经济学的“资本”概念演变而来的,这一概念最早是作为经济学术语出现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已经提到过,指的是与“个人资本”相对的无数个别资本的总和,是“社会总资本”。而后随着研究的深入,它的研究领域逐渐扩大,政治学、社会学等不同领域的学者都从不同角度研究社会资本问题。正是为了解释单纯用经济资本(包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所不能解释的诸多问题,社会学家提出了 “社会资本”的概念来弥补这一缺憾。最早使用社会资本概念的是经济学家格林.洛瑞(Glenn Loury,1977)。洛瑞(1977)在《种族收入差别的动态理论》中批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在研究种族间收入不平等时太注重人力资本的作用。洛瑞从社会结构资源对经济活动影响的角度出发,首次提出了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相对应的一个崭新的理论概念——社会资本。在他看来,社会资本是诸种资源之一,存在于家庭关系与社区的社会组织之中。洛瑞虽然使用了社会资本这一概念,但他并没有对此进行系统研究,因而也没有引起学界的重视。第一个对社会资本进行系统分析的是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Bourdieu)。1980年,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在《社会科学研究》杂志上发表了题为“社会资本随笔”的短文,正式提出了“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这一概念。自从“社会资本”概念被引入学术研究以来,社会资本作为解释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变量,已经越来越多地为学者们所采用,它表现出的强大解释力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研究者的青睐。随着社会资本理论的不断发展,关于社会资本理论方面的文献呈指数级增长,它已被广泛地用来解释许多社会现象和一个区域或国家的经济繁荣。越来越多的专家和学者已经深刻地认识到,社会资本不仅会影响人力资本和智力资本的发展,更会影响到企业和区域的知识创造、技术创新和经营绩效,甚至影响到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的繁荣、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二、社会资本的国外研究及其主要观点

  黑格尔说:“任何概念的界定都是全部理论的展开”。皮埃尔·布迪厄可能是最旱对社会资本作出明确定义的学者。此后,不同的学者从各自的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出发,对社会资本给予了不同的界定和解读。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在其关系主义方法论的基础上提出“场域”和“资本”概念。“场域是以各种社会关系连接起来的、表现形式多样的社会场合或社会领域……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场域是由不同的社会要素连接而成的,社会不同要素通过占有不同位置而在场域中存在和发挥作用。场域就像一张社会之网,位置可以被看成是网上的纽结。位置是人们形成社会关系的前提,“社会成员和社会团体因占有不同的位置而获得不同的社会资源和权利。”布迪厄认为场域作为各种要素形成的关系网,是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变化的动力是社会资本。布迪厄对资本有着独特的解释,他认为:资本是一种积累劳动,个人或团体通过占有资本能够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布尔迪厄的资本概念是较为独特的,他超越了当时把资本等同于纯粹的经济资本的偏见,扩大了资本的内涵,认为资本的表现形式除了赤裸裸的经济资本外,还有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其中,社会资本就是“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那些资源是同对某些持久的网络的占有密不可分的。这一网络是大家共同熟悉的,得到公认的,而且是一种体制化的网络,这一网络是同某团体的会员制相联系的,它从集体性拥有资本的角度为每个会员提供支持,提供为他们赢得声望的凭证。”他批评了传统经济学理论单纯依赖经济资本解释社会经济运行的现象,认为必须从三类资本的总体框架出发才能真正深入了解社会的结构和功能。在布迪厄的资本类型框架中,经济资本居于基础性的位置,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的建立对经济资本有依赖性。社会资本以关系网络的形式存在。“社会资本理论的核心主张就是:关系网络创造了一种解决社会问题的有价值的资源,并向成员提供集体所有的资本,即使成员相互信任的可信度”(Bourdieu,1986)。一般认为,布迪厄是从社会网络的角度来研究社会资本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布迪厄开创了社会网络分析的社会资本研究。也正是这一点,被后来的社会资本研究者继承和发展。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从社会资本的功能来定义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是根据其功能定义的。它不是一个单一体,而是有许多种,彼此之间有两个共同之处:它们都包括社会结构的某些方面,而且有利于处于某一结构中的行动者—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行动者—的行动。和其他形式的资本一样,社会资本也是生产性的,使某些目的的实现成为可能,而在缺少它的时候,这些目的不会实现。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一样,社会资本也不是某些活动的完全替代物,而只是与某些活动具体联系在一起。有些具体的社会资本形式在促进某些活动的同时可能无用甚至有害于其他活动。” ( Coleman,1990)。在这个定义中,科尔曼强调了社会资本的结构性质及其公共产品性质。科尔曼将社会资本与财务资本、人力资本并列为组织拥有的三种资本,认为社会资本代表了与其他组织和个人的关系,是寓于人际关系之中的,反映了一个组织或个人的社会关系。在科尔曼看来,社会资本,就是个人拥有的、表现为社会结构资源的资本财产,它们由构成社会结构的要素组成,主要存在于人际关系和社会结构中,并为社会结构内部的个人行动提供便利。社会资本的表现形式有以下几种:(1)义务与期望;(2)信息网络;(3)规范与有效惩罚;(4)权威关系;(5)多功能社会组织和有意创建的社会组织等。詹姆斯·科尔曼是在理论上对社会资本给予了全面而具体的界定和分析的第一位社会学家。罗纳德·博特(Ronald Burt,1992)指出,社会资本是“朋友、同事和更普遍的联系,通过它们你得到了使用(其他形式)资本的机会”。罗纳德·博特最早把社会资本由个人层次延伸至企业层次,他认为社会资本是社会行为者从社会关系网络中所获得的一种资源,企业作为有目的的社会行为者,社会资本的逻辑不可避免地会扩展到企业层次。企业内部和企业之间的关系就是社会资本,它是竞争成功的最终决定者。罗纳德·博特提出了著名的“结构洞”(Structure Hole)理论①,他强调企业家在开发关系稠密地带之间的结构洞方面的重要性,企业家通过联结不同的、一定程度上相互隔断的关系网络为企业提供新的资源。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1992)指出社会资本是一种组织特点,如信任、规范和网络等,它是生产性的,能够通过对合作的促进而提高社会效率。普特南主要从“社会资本存量”这个概念来研究社会资本,他将社会资本与公民参与网络联系起来,认为对个人行动的促进完全是繁荣社群,或者说是丰富了社会资本存量的副产品。在普特南看来,社会资本已不再是某一个人拥有的资源,而是全社会所拥有的财富,一个社会的经济与民主发展,都在很大程度受制于其社会资本的丰富程度(Putnam,1993,1995)。普特南的论述引发了研究者们对社会资本与公民社会、民主政治的关系等问题的广泛讨论。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 1993)把社会资本解释称为“能够通过推动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的信任、规范以及网络”,这一把长期以来为主流经济学所忽略的基本关系转换为解释潜在经济能力与行为差异的概念,作为一种对集体行为以及长期选择,对经济发展所须依赖的结构与制度安排的诠释,在20世纪90年代迅速得到了一大批学者的赞同,并被广泛地运用到各个层面的研究之中,如弗朗西斯·福山(Fukuyama, 1995)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有助于两个或更多个个体之间相互合作、可用事例说明的非正式规范……并非所有可用事例说明的规范都是社会资本。构成社会资本的规范必须能够促进群体内的合作。因此,它们往往与诚实、遵守诺言、履行义务及互惠之类的美德存在联系。”弗朗西斯·福山从经济发展与社会特征方面考量了这一概念,认为社会资本的实力是成就社会经济差异的重要因素。弗朗西斯·福山(Fukuyama,1996)在《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一书中将在社会或群体中成员之间的信任普及程度视为一种社会资本,并认为社会的经济繁荣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该社会的信任程度的高低。亚历山德罗·波茨(A Leiandro Porte)把社会资本界定为个人通过他们的成员资格在网络中或者在更宽泛的社会结构中获取短缺资源的能力。而且,认为社会资本是嵌入的结果。他的逻辑是,先有结构的存在,结构提供给行动者“互惠的预期”和“可强制推行的信任”这两种结构性约束,使行动者能够通过“理性的嵌入”或者“结构的嵌入”来具有某种成员资格,从而得到获取短缺资源的潜力。为了论证社会资本并不像普特南所说那样有那么积极的效果,他提出了消极社会资本的概念,并认为社会资本至少有四个消极后果:排斥圈外人、对团体成员要求过多、限制个人自由以及用规范消除差异。波茨详细论证说,过于亲密的社会网络具有封闭性,这样的社会资本为网络内成员带来强大利益的同时,也限制了网络外成员进人并获得社会资本的机会。不仅如此,也造成对团体成员本身要求过多,限制过多,阻碍了他们的创新精神等等。哈皮特和戈沙尔(Nahapiet&Ghoshal,1998)将社会资本划分为三个维度:一是结构维度(structure dimension),又称为结构性嵌入,是指行动者之间联系的整体模式。该维度强调社会关系网络的非人格化一面,分析的重点在于网络联系和网络结构的特点,即网络联系存在与否、联系的强度、网络的密度、中心与边缘、连接性等。二是关系维度(relational dimension),又称为关系性嵌入,是指通过创造关系或由关系手段获得的资产,包括信任与可信度、规范与惩罚、义务和期望以及可辨识的身份。该维度强调社会关系网络人格化的一面,即与社会联系的行动者有关,表现为具体的、进行中的人际关系,是行动者在互动过程中建立的具体关系。三是认知维度(cognitive dimension),是指提供不同主体间共同理解表达、解释与意义系统的那些资源,如语言、符号和文化习惯,在组织内还包括默会知识等。他们认为社会资本构建了社会结构的一些方面,便利了个人在这些结构中的行动,同时网络中的社会资本有利于智力资本的获取与创造,进而提高企业的竞争力。肯尼思•纽顿(K.Newton,1999),按照普特南的定义,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社会资本:首先,社会资本是由公民的信任、互惠和合作有关的一系列态度和价值观所构成的,起关键是使人们倾向于相互合作、去信任、去理解、去同情的主观的世界观所具有的特征;其次,社会资本的主要特征体现在那些将朋友、家庭、社区、工作以及公私生活联系起来的人格网络;第三,社会资本是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一种特性,它有助于推动社会行动和搞定事情。肯尼思·纽顿认为,通过互惠和信任,社会资本把个人从缺乏社会良心和社会责任感的、自利的和自我中心主义的算计者,转变成为具有共同利益的、对社会关系有共同假设和共同利益感的共同体的一员而构成了将社会捆绑在一起的粘合剂。在肯尼思·纽顿的眼里看来,“社会资本承担着将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态—在其中,生命是低俗的、粗暴的、短暂的—转换成更加乐观、更少危险、更加长久的事物的责任。至少,它使在不求助于利维坦之极端强制力的情况下,建立一个允许集体行为和合作的稳定的社会和政治秩序成为可能”。厄普霍夫(Uphoff,1996)将集体社会资本分解为“结构性(structural)社会资本”和“认知性(cognitive)的社会资本”两个方面。结构性社会资本通过依靠规则、程序和先例建立起来的角色与社会网络来促进共同受益的集体行动,它是相对客观的,表现为一种可见的形式,并可以通过群体的有意识行动来进行设计与改进。由于它是一种外在的表现,故可以直接观察到,而且容易改变或修正。而认知性社会资本则在共同的规范、价值观、态度与信仰的基础上引导人们走向共同受益的集体行动,它反映的是人们的想法与感觉,因而更为主观。它是内在于个人的,驻留于人们的头脑中,故较难改变。托马斯•福特•布朗(Brown,1997)的本体论起点是系统主义(systemism),他认为社会资本就是一个程序系统(processual system),它根据组成社会网络的个人之间的关系模式分配社会网络资源。他还指出,社会资本系统可以按照系统主义“要素、结构和环境”的三维分析被划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分析层面。微观社会资本的研究者发现个人可以通过建立社会关系来获得通向所需资源——如信息、工作机会、知识、影响、社会支持以及长期的社会合作等——的途径,并区分了微观社会资本的三种构成形式——嵌入社会结构中的资源、资源的可获得性,以及对这些资源的使用。中观层次的社会资本包括个人因其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特定位置而对资源的可获得性。而社会资本的宏观分析关注的则是在团体、组织、社会或国家中某一行动者群体对社会资本的占有情况。布朗认为,宏观的环境对嵌入于其中的社会资本的网络的支配作用是巨大的,主要表现在:第一,决定网络有效资源的种类和数量;第二,表述可以与谁建立联系,因而建立和构建网络;第三,为交易立法和进行调整;第四,针对违背制度的行为建立和实施交易;第五,描述和调整网络的社会状况;第六,建立和推动网络交易;第七,建立和调整不同网络间的竞争。布朗的系统论视角对于解决社会资本研究中的二元困境问题是具有一定积极意义的。与布朗这种三层次分类方法不同的是,阿德勒等(Adler , Paul & Kwon , Seok-Woo , 2002)采取了一种两分的分类方法。他们将微观层次和中观层次的社会资本合称为“外部社会资本”,因为它产生于某一行动者的外在社会关系,其功能在于帮助行动者获得外部资源。而宏观社会资本则被他们称为“内部社会资本”,因为它形成于行动者(群体) 内部的关系,其功能在于提升群体的集体行动水平。前者归属于个人而且服务于个人的私人利益,因此被列纳等(Leana & Van Buren,1999)归为一种“私人物品”(private goods) 。后者则正相反,它被视为一种“公共物品”(public goods) ,因为它归属于某一群体,而且服务于该群体的公共利益。林南(Lin Nan,2001))的社会资本概念最为综合,在吸收了马克思的资本概念,舒尔茨的人力资本概念,以及布迪厄、科尔曼和普特南的社会资本概念的基础上,强调“社会资本是投资在社会关系中并希望在市场上得到回报的一种资源,是一种镶嵌在社会结构之中并且可以通过有目的的行动来获得或流动的资源”。林南定义社会资本时强调了社会资本的先在性,它存在于一定的社会结构之中,人们必须遵循其中的规则才能获得行动所需的社会资本,同时该定义也说明了人的行动的能动性,人通过有目的的行动可以获得社会资本。林南的社会资本界定包含了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社会资本植根于社会网络或社会关系之中,不能离开社会关系谈论社会资本;第二,社会资本是一种可以带来增值的资源,这种增值功能不仅体现在货币、财产等物质资本,也可以体现在人力资本以及声望、信任、规范等社会资本上;第三,社会资本不仅是嵌入在社会关系中的资源,而且也是人们为了获得各种效益的投资活动。林南认为社会资本的理论模型应该包括三个过程:一是社会资本中的投资;二是社会资本的涉取和动员;三是社会资本的回报。他把社会行动分为工具性行动和情感性行动;工具性行动被理解为获得不为行动者拥有的资源,而情感性行动被理解为维持已被行动者拥有的资源。对工具性行动而言,可以确认三种可能的回报:经济回报、政治回报和社会回报,每一种回报都可被视作增加的资本。对情感性行动来说,社会资本是巩固资源和防止可能的资源损失的一种工具,原则上是接近和动员享有利益和控制类似资源的其他人,因此为了保存现有资源,可以储存和共享嵌入性资源。情感性回报包括三个方面: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和生活满意。对工具性行动和情感性行动的回报经常是彼此增强的。林南的社会资本理论的特色在于社会资源的视角和个体主义方法论。所谓社会资源,就是指那些嵌入个人社会网络中的资源,这种资源不为个人所直接占有,而是通过个人直接或间接的社会关系而获得。林南强调,决定个体所拥有社会资源的数量和质量有下列三个因素:一是个体社会网络的异质性,二是网络成员的社会地位,三是个体与网络成员的关系强度。因此,一个人的社会网络的异质性越大,网络成员的地位越高,个体与成员的关系越弱,则其拥有的社会资源就越丰富。通过对社会资源的强调,就将行动者有目的的行为放到了一个结构中去考察,承认了结构对于行动者选择行为的影响。与科尔曼与普特南不同,林南是从个体主义原则出发的互动的关系论视角来弘扬结构中的行动者的选择能力。考虑到人的行动或互动的动机,他把人的行动划分为工具性行动和情感性行动,并认为情感性行动在行动中占有基础地位,实际上就是承认了人的意识活动中的理性与感性层面及感性相对于理性的基础性。林南从个人主义的视角发展了社会资本理论,并综合以往的研究成果,突出了社会资本的两个重要属性:关系性和生产性,为社会资本理论的发展和完善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

  三、社会资本的国内研究及其主要观点

  国内对社会资本概念研究比较早的是张其仔(1997),他是国内首次真正提出并具体研究社会资本的。其研究主要是围绕社会网络范畴进行,一方面把社会网络视为一种最重要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又把社会网络视为资源配置的一种重要方式。他认为社会资本从形式上看就是一种关系网络,并试图探讨社会资本对经济增长、劳动力转移、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影响。他认为,未来社会就是一个网络社会,传统意义上的面对面交流将被现代网络交流所取代。社会资本研究就是要分析社会网络,不仅要分析网络本身,而且要分析网络中流动的是什么,它至少由四种要素构成,即结构要素、资源要素、规则要素和动态要素。当然,这种将社会资本等同于社会网络之中的社会资源的作法,降低了社会资本的解释力,也不利于社会资本理论的独立发展。张其仔(1999)通过一个村庄的案例研究发现,用西方的方法和程序去追溯农民的社会支持网仅仅具有部分的适用性。弱关系在农民非就业领域的效力并没有得到经验资料的支持,相反,强关系的作用则得到证明。该研究给我们的启示是,研究弱关系与强关系的作用,必须考虑相应的文化和制度场景。朱国宏(1998)认为社会资本具有不可转让性、具体性、个人特质依赖性、主体可能为个人、组织或社会整体等方面特征。边燕杰(1999)通过对社会网络与求职过程的系统介绍,对于网络结构观、弱关系强度命题、强关系命题、社会资源理论、社会资本理论、结构洞理论及其经验发现做出了精炼的概括,由此提出的制度安排假设、市场化假设和劳动力供给效应假设为未来的经验研究提供了具体的思路。边燕杰和张文宏于1999年对天津劳动力流动的最新调查,不仅证明了强关系假设在市场转型过程中的持续效力,而且验证了体制洞假设,部分证实了市场化假设、权力维续假设和机制共存假设。在再分配体制下,社会网络的作用是通过强关系影响计划分配的具体方案,使关系使用者获得符合意愿的职业。双轨制和转型时代,强关系仍然起着人情交换的作用,但它是在劳动力市场不断扩展的条件下出现的。边燕杰和丘海雄(2000)认为,社会资本是行动主体与社会的联系以及通过这种联系涉取稀缺资源的能力。他们通过对广州188家企业的调查结果证明,企业的纵向联系、横向联系和社会联系是形成和扩展企业社会资本的渠道,社会资本对企业的经营能力也具有直接的正面影响。对于企业间社会资本的比较分析表明,民营企业和第三产业的社会资本总量高于其他所有制企业和产业。该结果证明了结构约束论的效力,即企业只能在经济结构约束的范围内运行。对于企业家能力与社会资本总量关系的分析发现,企业家的教育水平和行政级别越高,企业的社会资本存量越大,间接证明了企业家能动性是形成和发展企业社会资本的重要条件。他们通过研究发现:一个企业社会资本量的大小对企业的经营能力和经济效益有直接的提升作用。社会资本之所以有这样大的功效,是因为企业通过各种联系,可以获取有价值的信息,发现和聘任有用的人才,在交易双方之间减少怀疑、增加信任,提高办事成功率和经济效益。晋军(2001)的质性研究选择了被主流社会学家所忽视的消极社会资本的作用机制。他通过对改革前中国社会的一个虚拟个案的分析,围绕交易成本、资本化、外人成本和过度资本化等概念,提出了分析消极社会资本的理论框架。社会资本的消极作用主要体现为封闭性,因为特定的稀缺资源被资本化为局外人难以涉取的社会资本,相应地增加了局外人涉取稀缺资源的成本。在此基础上,作者导出了消极社会资本的如下命题:当一个社会同时具有资源高度稀缺和结构相对封闭的特征时,外人成本将成为社会资本的一个显著的副产品;将会出现过度资本化的现象。人们对于社会资本的过分依赖,使得多数社会成员必须承担高额的外人成本,最终使个人的社会交易总成本以及相应的群体交易成本大幅增加。赵延东(2000)是国内对社会资本的研究比较深人的一位学者,尤其是在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下岗职工的再就业方面。他在研究中发现,下岗职工拥有社会资本的情况将对其再就业情况产生影响,社会资本越丰富,再就业情况越好。赵延东(2002)通过对武汉市下岗职工再就业过程的分析,研究了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在社会转型时期的作用及其变化趋势。调查表明,70%的下岗职工在再就业过程中使用了社会网络途径。社会资本的突出作用主要表现在劳动力市场尚未建立的阶段:拥有丰富社会资本的下岗职工获得再就业的机会较大,且更可能得到质量较好的工作。赵延东(2002)进一步研究表明,社会资本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性因素,它在求职过程中的作用是具有相当局限性的。虽然通过对社会资本的使用可以从社会网络中获得信息和资源,但是通过社会网络来配置劳动力资源的效率毕竟无法与劳动力市场的配置效率相比。卜长莉(2001)认为,社会资本是以一定的社会关系为基础的,以一定的文化作为内在的行为规范,以一定的群体或组织的共同收益为目的,通过人际互动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杨永福(2002)认为,所谓社会资本,是指存在于社会结构之中,通过促使行动者交易与协作等特定活动而产生效益的资源。社会资本是一种结构资源,它蕴含于结构本身,而不是像社会资源理论所指的那样,是通过关系网络可以汲取的实际资源。顾新等(2003)认为社会资本是指两个以上的个体或组织通过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关系来获取资源的能力。他们进一步强调社会资本是指获取资源的能力,资源本身不是社会资本。徐延辉(2002)从经济社会学比较分析的视角出发,将企业社会资本界定为基于企业家和员工个人品行(信任)而产生的动员社会稀缺资源的能力,通过企业的社会交换能力表现出来,并以企业为圆心,依据企业可以实现的社会交换的距离和密度划分为企业内部和外部社会资本两部分。他根据社会资本对企业生产函数的贡献率将企业内部的社会资本依次分解为企业家个人品行、员工个人品行以及企业产品的社会形象三个要素。企业外部社会资本指企业对外交往以及取得外部资源的能力,包括企业的社会网络和共生契约。企业的社会网络是企业在产品的产销过程中与其他贸易伙伴所发生的一些长期性和重复兴的社会联系。边燕杰(Bian ,2002)对中国正在凸现的劳动力市场上职业流动过程中“关系”的存在及其作用提供了一种制度的解释。在他看来,正在浮现的劳动力市场充满了“体制洞”(institutional holes),从而使得正式渠道在求职者与未来雇主之间传递信息、建立信任和形成义务的功能失效,而体制洞为关系在劳动力市场中发挥作用提供了可能。边燕杰(2004)发展了对于社会资本概念的理解以及测量方法。他在《城市居民社会资本的来源及作用:网络观点与调查发现》一文中进一步提出,“社会资本的存在形式是社会行动者之间的关系网络,本质是这种关系网络所蕴含的、在社会行动者之间可转移的资源。任何社会行动者都不能单方面拥有这种资源,必须通过关系网络发展、积累和运用这种资源“。该文实际上已经把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的概念作了区分,社会资本蕴含于网络之中,但是不等于就是网络。如果没有曲解其中涵义的话,实际上,边燕杰把社会资本看成是“通过关系网络发展、积累和运用这种资源”的能力。这种理解与林南(2001)基本是一致的。张方华(2004)从企业的纵向关系资本、横向关系资本和社会关系资本3个维度对企业社会资本与技术创新绩效的关系进行了深人的研究,在构建企业社会资本通过对资源的获取并进而影响技术创新绩效的概念模型的基础上,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线性分析和非线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系统地研究了企业社会资本与技术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最后得到企业社会资本对技术创新绩效存在着显著影响的结论。目前,国内比较得到认同的是李惠斌和杨雪冬(2000)给的定义,他们认为,社会资本,是指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相区别的以规范、信任和网络化为核心的从数量和质量上影响社会中相互交往的组织机构、相互关系和信念,是社会机构、社会成员互动作用的具有生产性的社会网络。即处于一个共同体之内的个人或组织通过与内部、外部的对象的长期交往合作互利形成的一系列认同关系,以及在这些关系背后积淀下来的历史传统、价值观念、信仰和行为范式。在这个概念中,社会资本是长期积累形成的,不仅表现为个人、组织相互关系的认同性、互利性,而且体现了这些联系的稳定性和扩展性,同时也反映了社会资本形成发展的路径依赖特征,即社会资本通过家庭、关系网络、社会信仰信任和互惠、惯例等形式发挥出来。

  四、简要归纳总结

  社会资本概念的界定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社会资本的概念至今还没有达成共识,大多数学者都是从自己的学科角度对其加以定义和利用,到目前还没有一个公认的统一定义,严重影响了人们对社会资本本质特性的认识,从而制约了社会资本理论的发展与应用。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在界定角度上,国外学者侧重于从社会结构资源出发,而国内学者多是从社会关系角度出发来定义的;在拥有主体上,大多数学者认为社会资本的主体是人,而有些社会学者认为拥有社会资本的主体还包括企业等社会群体与组织,即不仅个人拥有社会资本,社会群体与组织也拥有社会资本;在范围上,一些学者认为社会资本范围很广,包括规范、组织、关系等在内的众多社会结构资源,另一些学者则认为社会资本只是社会关系这一概念界定的不统一,而且进一步导致了对社会资本研究的具体取向、研究方法以及研究经验等方面的不同。尽管对于社会资本,不同学者的表述有所不同,但其基本的意义和指向是相同的,都把社会资本定义为一种和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相区别的存在于社会结构中的个人资源,它为结构内的行动者提供便利的资源,包括规范、信任和网络等形式。将以上国内外学者关于社会资本的定义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是将社会资本定义为一种社会网络;二是将其定义为一种普遍联系或社会关系;三是定义为一种行动者的隐藏于社会结构中的资源;四是定义为信任、网络、规范、制度等。当然,社会网络不等于社会资本。社会资本与社会网络是相关但又明显不同的两个概念。两概念的联系在于社会网络是社会资本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社会资本能够用来分析人际关系网络效用以及其产生与发展的机制。两者的区别是资源与资本的区别:资源是潜在的资本,资本是动用了的、用来投资的资源。社会网络是社会资源而不直接就是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是动用了的、用来从事生产性的经济活动的社会网络或社会资源。另外,社会资本比社会网络概念更为宽泛和深刻。一方面社会资本的表现形式除了社会网络以外,还有其他的社会结构性资源;另一方面,社会网络本身不是社会资本,只有当它被加以工具性的利用时才成为社会资本。

  无须质疑,社会资本逐渐被认为是全世界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社会资本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中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国经济的发展,不仅仅依赖于企业或社会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还依赖于一种以规范、信任和网络化为核心内容的“社会资本”,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社会资本的影响甚至超过前两种资本。我们经常可以见到这样一个现象,一些国家或地区,虽然客观上拥有相同的物质资本水平、人力资源水平和相关的国家资源,但在创新的速度、创新能力以及产业竞争力的形成上却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水平和绩效。造成这种差距的一个关键因素,就在于它们所拥有的社会资本水平不同。

  社会资本的分析框架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它是一种新的研究途径,为我们更充分认识社会发展的内在原因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它引起学术界探索新的解释范式,引起我们对现实世界中某些最重要的关系如信任、规范、参与等的关注。经济、政治等虽然是解释社会发展和进步的主要变量,但是,影响社会发展的内在原因是多元的,大量非经济、非政治的因素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社会资本的分析途径引起人们对政治、经济以外的非制度性因素的重视。那些隐藏于社会结构之中的社会关系以及公民参与网络、信任和互惠规范等社会资本形式对个人、家庭甚至公司的发展,乃至对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政治民主以及社会和睦等可能起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社会资本研究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有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深入地研究当代西方的各种社会资本理论及其应用分析,借鉴其有用的概念和理论框架,对于更好地理解和研究我国社会的现实政治经济发展,对于引导公民发扬和培育积极的社会资本促进社会健康发展,有着重要的实际意义。社会资本概念及其分析框架也是研究中国社会的有效途径。结合我国城乡实际,我们可以从社会资本表现形式、运作特点、运作基础、运作机制、运作成本、运作功效以及社会资本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等方面来研究中国社会资本。(文章转自《东方论坛》2007年第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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