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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斗:曾国藩—和洋人谈判也应该以诚为本

李光斗李光斗 2019-11-07 10:40 发布于[财经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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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光斗,中央电视台品牌顾问、著名品牌战略专家、品牌竞争力学派创始人、华盛智业·李光斗品牌营销机构创始人。做好营销的前提是讲好品牌故事。

  中国古代官场有句明哲保身的格言:多磕头,少说话。前苏联也有个笑话:什么是为官之道?就是:说了不写,写了不签字,签了字不盖章,盖了章不执行。这种“能糊弄就糊弄、能敷衍就敷衍”的官僚主义源远流长,而且不仅糊弄老百姓,甚至也糊弄上级领导;小事推到“有闲时”,大事推给下一任,只需在自己任期间保持稳定,不出岔子,粉饰太平,就万事大吉了。就连晚清名相,慈禧太后最信任、最倚重的重臣李鸿章都说:自己只是大清国的“裱糊匠”。

  甲午战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后,李鸿章曾悲痛的感慨道:“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了一间净室。即有小小的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修补,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补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梁启超曾说:“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任公所悲其“之遇”指的就是李鸿章所遭遇的时代,这一时代的巨变实是李鸿章所不能应对的。

  位高权重的李鸿章非常清楚自己在大清王朝的处境:简单的粉饰裱糊可以,但想要彻底改革难于登天。即使李鸿章有革旧维新之意,但当时的清政府已经是“病入膏肓”。因此,面对大清王朝这座漏洞百出的老房子,李鸿章也只能原地踏步,小修小补,支吾对付,图一时之安。

  “对内糊弄朝廷,对外糊弄洋人”是当时大多数清政府官员的一贯做法。在与洋人打交道这件事上,清朝政府最初根本没有当成正经事来做。天津教案之时,李鸿章曾经向他的老师曾国藩请教与洋人打交道的办法,曾国藩问他:“你既来此,当然必有主意,且先说与我听”。当时,李鸿章的回答和其他清朝官员一样:“门生也没有打什么主意。我想与洋人交涉,不管什么,我只同他打痞子腔。”李鸿章是安徽人,痞子腔即安徽方言油腔滑调,虚与委蛇之意。

  曾国藩并不认同此观点。当李鸿章说完,曾国藩半天不说话,李鸿章赶紧认错说“门生信口胡说,错了,请老师指教”。曾国藩这才捋着胡须,缓缓道来:“依我看来,还是用一个诚字,诚能动物,我想洋人亦同此人情……脚踏实地,蹉跌亦不至过远,想来比痞子腔总靠得住一点。”事实上,曾国藩是晚清政府第一个有诚信外交、平等外交观念的人。因为曾国藩意识到,清政府如果不诚信履行条约,后果则是将自己置于更险恶的境地,以至于签署更多丧权辱国的条约,付出更惨重的代价。

  一直以来,古代人认为只有中国人是“完全的人”,是文明人,其他族类,则介于人与兽之间:“夫戎狄者,四方之异气也。蹲夷踞肆,与鸟兽无别。”当时清王朝自诩为天朝上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没有任何其他民族或者国家能够与之平起平坐。对待洋人这种“半人半兽的生物”没有必要认真。当时,外国人进入中国,只能住在广州十三行街(广州的通商口岸),不能进城,不能随意外出,不能与普通中国人交往。拜见皇帝要三跪九叩、进贡称臣。清政府这种唯我独尊的观念根深蒂固,以至于第一次鸦片战争失利后,双方签订《南京条约》时,相较于割地赔款,清政府最难以忍受的是将中国皇帝和英国女王的名字并排书写。

  因为骨子里的“瞧不上”,清政府对待外交事务更不上心。当时从上至下一以贯之的原则不是“诚信外交”而是“羁縻外交”。何为羁縻?“羁,马络头也。縻,牛缰也”,简单来说,就是一种对付牲畜的工具。因为洋人乃蛮夷之辈,跟他们不用讲道理,讲诚信,只用糊弄就行。虽然《南京条约》要求清政府割地赔款,提出一系列不合理条约,但当时从道光皇帝到下属大臣都觉得这一条约并不可怕并不可耻,他们一致认为,这一条约只是权宜之计,“暂事羁縻”而已,以后有了任何变化,条约内容都可以不作数。

  不但签条约像是小孩子过家家,对于条约的执行也是能推就推,能躲就躲,实在躲不过去就以“上任之事,与我何干”的态度来应付。当时住在中国的洋人很在意“进城”一事,《南京条约》(1842年签订)明确规定:外国人可以进城居住。但自签订条约开始,外国人为这件事与清政府交涉了很多年依旧没有结果。原因就在于当时与洋人谈判的两广总督耆英非常善用“羁縻之术”,即“糊弄之道”。当时广州人掀起反入城斗争,耆英对英国人说,要做通这些市民的思想工作需要给他两年的时间。为什么是两年?因为当时耆英已经被授为协办大学士,两年之后即可调往京师,这个烂摊子就留给下一任解决。两年之后,两广总督果不其然已经更名改姓换了人。

  这一任两广总督徐广缙连拖延都懒得拖延,直接否定了耆英当时的许诺,果断拒绝了这一“无理”请求。徐广缙的这一做法甚至还得到了道光皇帝的同意。当时道光皇帝批示:“英夷进城之约,在当日系一时羁縻……前经降职赞准入城一游,亦不过权宜之计。”但道光皇帝和当时的大臣都忽略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在外强内弱、实力悬殊的背景下,持续以这样的态度对待洋人,早晚会吃大亏。

  洋人受尽“羁縻”之苦,不得其门而入,最终恼羞成怒;这也成为他们再次发动战争的借口之一。1857年,英法联军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并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1858年)。即使更加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也没能让清政府改变对洋人的态度,咸丰皇帝虽然签署了条约,但也宣称:“自古要盟不信,(以前答应的条件)本属权宜”,这种“糊弄之道”始终未改。

  其实最初曾国藩和其他官员一样,认为洋人“性同羊犬”,因此对其不屑一顾。对于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利,曾国藩也认为“胜败乃兵家常事”,清政府只是没有选好将领,重整旗鼓一定能够挽回败局。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最终结局让曾国藩彻底改变了自己的想法:在洋人的武器装备面前,最好的清朝军队仍旧如同“集体送死一般”。巨大的军队力量悬殊,并非一个好的将领或者训练有素的骑兵部队能够弥补,清政府的羁縻之道已经让自己深陷泥潭,付出了惨重代价,这一现实情况不得不让曾国藩重新审视清王朝的外交之道。另外还有一些小事也让曾国藩改变了洋人的最初看法:

  首先,曾国藩发现,洋人不是为皇权皇位而来,不谋求颠覆清王朝重建一个新政府;相反,他们在结束战争后,还主动帮助清王朝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其次,他们在与清政府进行贸易往来时,严格遵守清朝法律缴纳税款,如将管理上海海关时收到的税款七十余万两白银,悉数移交给清政府。在外国人的管理下,上海海关贪污腐败明显减少,收到的税款比清朝收到的多两至三倍。

  曾国藩认为,这些洋人到中国来的主要目的是与中国人做生意,希望在这里得到平等的对待。外国人有一套自己的做事原则和文化系统,无论是做生意还是和政府签订条约都讲究诚信。通过与洋人的交流往来,曾国藩意识到,外国人也是人,既然是人,就要以“人”的交往法则来与其交往。这种外交观在当时满朝文武皆以“糊弄”为本的时局下,可以说是非常“前卫”的。

  曾国藩曾向皇帝上书:“臣愚以为与外国交际,最重信义,尤贵果决。”就是要讲求信义。曾国藩认为,在当时,诚信外交的基础要求,就是在于能够坚守条约。尤其清政府没有足够实力的情况下,遵守条约一方面可以不再“讨打”。因为无论你权谋多少,都敌不过洋人的洋枪洋炮;另一方面,其实遵守条约对当时的清政府也是有好处的。所谓条约,即双方均同意之约定,对双方均有约束力量,也能以条约内容来约束贪得无厌的西方势力,将他们的侵略步伐限制在条约之内。诚信外交还有利于为当时的清政府“师夷长技以制夷”争取更多时间。

  因此,曾国藩给予李鸿章的应对之法就一个字:诚。“夷务本难处置,然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笃敬四字。笃者,厚也。信,只不说假话耳,然却难。吾辈当从此一字下手,今日说定之话,明日勿因小利害而变。”曾国藩去世后,李鸿章成为了晚清第一大外交官,曾国藩的“诚字经”让李鸿章少了许多麻烦。

  李鸿章外交思想的出发点是“外需和戎,内需变法”。李鸿章遵守了曾国藩的“守定合约,决无更改”的主张,其实李鸿章是希望以遵守条约的办法来阻止那些洋人无底线“跨界”,以争取清政府内部“师夷长技”的时间,以求自强。因此,李鸿章的外交主要以“保全和局”为主。因为李鸿章知道,对于当时的国际局势而言,“开衅即不可收拾,与之战,法始必负,继必胜,终必款”。所以,李鸿章更愿意选择坐在谈判桌上和洋人“和和气气”的谈判。

  当然,面对西方列强的打压,李鸿章也并非一味妥协。他采用的是“借力打力”的外交战略,即“以夷制夷”。运用远交近攻的合纵连横之术,利用西方列强之间的矛盾和利益需求,使强敌相互对立、相互牵制,希望能够以此“坐收渔翁之利”,维持清政府的短暂和平。李鸿章向来是一个意气用事、好高骛远、散漫自由的人,随地吐痰,大声咳嗽,在公共场合吸烟等随心所欲。但在外交事宜上,李鸿章不敢马虎,痞子腔和诚字经双管齐下,与洋人进行周旋往来,让摇摇欲坠的清王朝又和平稳定的多存在了一段时间。李鸿章后来也回忆道,“我办一辈子外交,没有闹出乱子,都是我老师一言指示之力。”

  相比于李鸿章的虔诚求教,曾国藩的另一幕僚左宗棠,与曾国藩的关系可谓错综复杂。曾国藩与左宗棠两人本是同乡,年龄只差一岁。两人都参加过科举,但天资聪慧的左宗棠在考取举人之后,三次会试不中进士;而愚笨的曾国藩却凭着他“以勤补拙”的土办法一路顺风顺水,官运亨通,这让左宗棠非常气愤;除了在学历、仕途这方面耿耿于怀外,左宗棠还给自己起了一个非同一般的名号:“今亮”,将自己比喻为今日诸葛亮,认为自己有经天纬地之才,更直言“今亮或胜于古亮”,其自傲程度可见一斑,这样的左宗棠当然难以忍受曾国藩的地位在自己之上。但其实,左宗棠的官场之路离不开曾国藩的提携相助。

  当时,因为未能考取功名,左宗棠只能以“幕僚”、“师爷”等职位“出道”。咸丰二年,曾国藩在老家长沙办团练时就与左宗棠打过交道,当时左宗棠给曾国藩帮了很多忙。咸丰九年(1859年),左宗棠在新任湖南巡抚骆秉章手下做幕宾,因为才华横溢,骆秉章十分仰仗左宗棠,大小事务都交给他,自己当起了甩手掌柜。左宗棠此人性情耿直,眼里揉不得沙子,更看不惯官场上的污浊风气,有一次惹怒了朝廷的二品武臣樊夑,樊夑立即向湖广总督官文告状。官文一怒之下写了篇奏折参左宗棠其人身为幕僚却把持大权、肆行不法,请求从重惩治。当时咸丰批示道:“果有不法情事,可就地正法。”左宗棠命悬一线,曾国藩听到消息之后,托关系走后门,全力营救左宗棠,再加上曾经提拔曾国藩的晚清权臣肃清的有心保全,左宗棠得以逃过一难。之后,左宗棠便在曾国藩手下工作,曾国藩还屡次在咸丰皇帝那里推荐、夸奖左宗棠,甚至帮助他自立门派,建立堪与湘军并列的楚军,左宗棠也因此步步高升。

  在外交方面,左宗棠与曾国藩、李鸿章两人的观点也不尽相同。李鸿章向来以求稳定为主,只要能不出乱子和平相处,李鸿章都能够容忍一时;但左宗棠不同。面对外强侵略,左宗棠主“战”,左宗棠性情耿直,坚持“不言和、不妥协、驱除外辱,扬我国威”。左宗棠的外交战略始终与当时主“和”的慈禧太后一方意见向左。曾国藩比左宗棠和李鸿章的眼界更高的一点在于:曾国藩知道,世界格局已经发生变化,而这种更替变化并非为人的意志为转移,曾国藩曾以《周易》作为观察和对待时代变化的依据。他说:“大易之道,重时与位。二者皆有大力者冥冥主持,毫不得以人力与于其间。”面对这种变化,清朝政府要尽快的适应这个时代的运行方式,尽快强大起来,不能居高自傲。

  曾国藩一生以做“圣人”为目标,严于律己,本分为官,一路仕途也算顺利,后世更被称为“中兴第一名臣”,敬服者无数。唯独处理“天津教案”让他“晚节不保”,背负上了“卖国贼”的骂名。当时的“天津教案”几乎轰动世界:天津百姓认为当地的教堂拐卖儿童,挖眼剜心以作药用,残害中国百姓,于是天津百姓情绪亢奋,攻入教会,杀死许多教会教员与洋人。清政府派遣曾国藩处理此案,经过艰难的调查之后,曾国藩发现,教令洋人挖眼剜心纯属子虚乌有,以讹传讹。于是秉公办理,处置了闹事的天津百姓。这引起老百姓的愤怒,他们将对于洋人的愤怒转移到曾国藩身上,一致认定:曾国藩是卖国贼。就连当时深宫之内的慈禧也认为,曾国藩肯定将洋人挖眼剜心的证据毁掉了,朝廷上下对曾国藩更加冷眼相待。

  虽然曾国藩背负了骂名,但相比于其他晚清官员,曾国藩始终将国家主权、国家利益放在首位。曾国藩拥有大局观,很多事情都是站在全局的角度考虑问题,相比较慈禧太后和官员们对于维护个人统治地位和权利而对礼节、仪式等斤斤计较,曾国藩提出与洋人外交要“大事苦争,小事放松”,也就是说,与洋人打交道,最要紧的是国家利益,国家主权这种大事,而其他面子上的小事不应该过多纠结。因为当时的清政府一味执着于洋人不应该与清朝皇帝平起平坐、英国女王不应该与大清皇帝的名字并排书写、坚决反对洋人入城这种面子上、礼仪上的事,对于条约中,清政府要割多少地、赔多少款这种丧权辱国的大事却不以为然。对这种宁可国不成国、民不聊生,也要保住“面子”的错误观念,曾国藩深恶痛绝。

  曾国藩在清政府外强中干,濒临崩塌的时局下,以积极适应、变通务实的态度,提出“与洋人打交道要以诚为本”这一外交策略,勉为其难,励精图治,虽然最终是悲剧一场,但这种外交观念无疑是当时最超前也最正确的。(文章转自微信公众号李光斗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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