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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柳钦:西方劳动经济学的演进

陈柳钦陈柳钦 11月06日 11:00 发布于[财经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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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柳钦,教授,著名学者,产业经济、城市经济、能源经济、林业经济和金融问题专家。历任人民日报社《中国能源报》社评论部主任,中国能源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首席研究员,人民日报社《中国城市报》社副总编辑,中国城市管理研究院院长、研究员。现为钦点智库理事长。

  自从经济学产生以来,与劳动相关的问题就一直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关注的主要领域。劳动经济学是研究劳动这一生产要素投入的经济效益以及与此有关的社会经济问题的经济学科,它研究劳动力市场的运行和结果,即劳动力供需双方的相互作用。确切地说,劳动经济学研究劳动者与经营者对于工资、价格、利润以及劳动关系的非货币因素(如工作条件)的行为反应。劳动对于人类来说是一项首要的活动。任何社会形态,都要组织劳动力去生产商品、提供劳务。社会总是以某种方式决定哪些任务应该完成、应该如何完成、应该由谁完成,在社会劳动过程中,劳动纠纷为何产生、以何种方式解决,以及就业与失业、劳资关系与工作规则、劳动法规与政策等,这些都是劳动经济学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一、劳动经济学的形成

  人类是从劳动中诞生,自人类诞生以来,就没有停止过对劳动的探索。在远古时期一些西方学者的著作中已有劳动经济学说的萌芽。从古希腊的《荷马史诗》等古籍中,可以体会到人类祖先对劳动的强烈关注。公元前8世纪希腊诗人赫西奥德(Hesiod)在《劳动与时间》中热情讴歌了人类的劳动,认为只有劳动才能得到财富、荣誉、家庭和朋友。古希腊思想家色诺芬(Xenophon)在《经济论》和《雅典的收入》中从奴隶制自然经济观点出发考察了劳动分工及其意义。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Plato)在《理想国》和《法律论》中从国家组织原理的角度考察了社会劳动分工。柏拉图还从使用价值的生产效率方面说明了社会分工的必要性。尽管前人这些关于劳动的思想见解是质朴的、分散的,包含在当时的哲学和一般社会科学学说之中,未形成自己独立的体系,但正是这些古代思想家的天才和创见,,成为劳动经济学的理论出发点。

  随着产业革命的兴起,人类劳动无论在范围上还是内容上都有了空前的扩展和分化。劳动的发展推动了科学进步,而科学进步又促进了人们对劳动的研究不断深化,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产业革命后古典经济学的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亚当·斯密(Adam Smith)、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都提出了重要的劳动经济理论,劳动经济理论破土而出,成为经济科学和管理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配第分析了人口状况和就业状况对征税和调整人口经济结构的作用。斯密在《国富论》中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劳动经济理论,指出了劳动分工和劳动生产力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并研究了劳动报酬的决定和劳动力流动的限制因素,斯密的研究对建立劳动经济学理论范式具有开创性的贡献。李嘉图坚持了斯密的劳动价值论,并在此基础上探讨资本主义分配关系,又通过分配关系的研究深化了劳动价值理论,使之成为古典政治经济学最成熟的劳动价值理论,从而建立了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以分配论为中心的理论体系。李嘉图在进行工资分析时,假设劳动力与其他商品一样进行生产和出售,形成市场价格。他认为,工资正像所有其他契约一样,应当由市场上公平而自由的竞争决定,而决不应当用立法机关的干涉加以统治。古典经济学集大成者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在1869年放弃了工资—基金学说,提出了非竞争组织的概念,认为非竞争组织将通过对劳动力供给的适当控制影响劳动力的价格。他还指出工会和罢工的存在是打破雇主占优势的工具,工资的提高要依靠工人与雇主之间的讨价还价。尽管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有意义的劳动经济学思想,但是此时的劳动经济学还没有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还只是分散在经济学其他领域的研究之中。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劳资雇佣关系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与此相联系,劳工问题(包括工资失业、劳动时间、劳动条件、工伤事故与职业病妇女与童工劳动、劳资谈判、罢工等)日益突出,劳工运动不断发展。这是劳动经济学赖以产生的社会背景。19世纪中叶,劳工政策一词开始在经济学著作中出现。此后,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都把劳工政策作为社会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力图通过一定的劳工政策来缓和劳资矛盾,以保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稳定。劳工政策通常包括:工资标准及最低工资的制度,劳动时间的规定,社会保险和社会救济,社会就业的指导,职业技术教育,劳动条件的监督,劳资纠纷的调解,工厂法、工会法、罢工法、劳资关系法,等等。19世纪的一些空想社会主义者,对于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对建立合理的社会制度提出各种设想,并进行改善劳工处境的实验。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在《资本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等著作中,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工问题作了深刻的剖析,并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关系作出科学的预言。19世纪的美国,工会已经成为劳动力市场上一支重要的力量。埃利·里查德(R.T. Ely)1886年发表了《美国劳工运动》一书,开创了对劳动力市场现象进行制度与组织分析的先河。19世纪后期,古典政治经济学关于普遍贫困和增长速度减慢的预言未成为现实,使人们对这些预言所依赖的理论产生了怀疑。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把古典经济学的供给分析和边际效用学派的需求分析加以综合,创立了新古典学派,形成了一个以生产成本分析为中心的供给理论和以边际成本分析为中心的需求理论相结合的新的经济学体系。他们认为“供给总能产生需求”,这就是所谓的“萨伊定律”。新古典经济学派认为要解决失业问题首先要解决劳动力市场竞争不充分的问题。一个均衡的市场,没有资源被闲置或被浪费,所以它同时又是个“充分就业”的市场。尽管马歇尔在关于劳动问题的研究中常常遵从制度的复杂性和现实性,但他最终还是使劳动问题的研究纳入到了竞争的市场供求的框架中。马歇尔的经济学体系为劳动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世纪初,美国的一部分经济学家受德国社会政策学派影响,形成制度学派,用各种制度的发展变化来解释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在这里所说的制度是指社会生活中的一些机构、习惯,如家庭、工会、公司、政府机关等,这些制度的发展变化和相互关系影响到经济的发展变化。在劳动经济学科刚刚成立时,它是以制度学派作为其理论基础的。制度学派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所存在的各种问题,主要是因制度之间的矛盾所引起,政府应对经济进行干预,应采取措施缓和劳资矛盾和冲突。在制度学派中,有一部分人专门研究劳动制度,从工会、雇主、政府等方面来研究劳动问题,正是这批人开始构造了劳动经济学框架。与此同时,一些专门研究劳动和劳工问题的经济学著作相继问世。1905年,威斯康星大学经济学院的托马斯·亚当斯(Thomas Sewall Adams)和海伦·苏乃尔(Helen Sumner)出版了以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为主的教科书《劳动力问题》。亚当斯和苏乃尔在书中写道:“用来解决当前劳动之不幸状况的一个最重要的补救办法,这也是过去多年来一直被慈善家和经济学家们举荐和肯定的一种方法,是利润分享。按照1897年国际合作大会的定义,利润分享是‘一种自由加入的契约,雇员据此得以分享事先确定的利润份额’。如果分配的份额不是事先确定的,那么,分配给雇员的份额可能只是一种赠品。当然,用来分配的利润的百分比不一定让工人知道,而且为公司考虑,有时是秘而不宣的”。亚当斯和苏乃尔特别强调,这种利润分享制与那些不是依据企业的纯利润而是依据别的因素(如因生产成本节约而发的奖金或企业利润之外的其他收益分享) 的工资外酬金形式是不一样的,它强调的是雇员在工资之外参与雇主利润的分成。1911年,美国管理学家F.W.泰罗(Frederick W. Taylor)在工厂组织中进行劳动定额和以劳动定额为基础的有差别计件工资制的实验,并发表了《科学管理原理》等著作,对微观劳动管理具有重大意义。1925年出版的美国所罗门·布卢姆(Solomen Blum)的《劳动经济学》,这是历史上第一本以劳动经济学正式命名的教科书,开始系统涉及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工资、劳资关系、劳工运动、劳动立法等主要内容的分析,把通过从制度演进分析人手,运用历史归纳与比较方法,研究经济过程中的劳动力市场现象的理论体系称为劳动经济学。这标志着劳动经济学进入了独立发展阶段。该书出版后,芝加哥大学等学校开设了这门课程, 有些大学专门成立了劳动经济研究所。

  二、劳动经济学的发展

  在20世纪30年代时,继马歇尔之后,牛津大学的屁古(Arthur Cecil Pigou)、约翰·希克斯(John Richard Hicks)和芝加哥大学的保尔·道格拉斯(Paul H. Douglas),进一步把新古典劳动经济学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这三位学者对劳动经济学的贡献分别在于:屁古的著作促进了劳动问题与经济原则的更加系统的结合。屁古把劳动经济学问题放到一个更为广泛的经济学论述中,既着眼于宏观经济学又着眼于微观经济学,既谈到决定国民收入大小的问题,又涉及到了分配效率问题。希克斯对劳动经济与经济理论的结合所作出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他在1932年出版的《工资理论》一书中。在该书中,希克斯明确指出“自由市场的工资决定理论仅仅是当代价值理论中的一个特例而已”,从而进一步强调了市场性因素对劳动力市场运行结果的影响。此外,他创立了一系列关于劳动力需求和供给的关键性理论概念。道格拉斯在30年代的工作推动了经济理论的综合化,并把相对复杂的定量技术与特定的劳动问题研究结合起来。他1934年出版的同名著作《工资理论》是对希克斯著作的进一步补充。希克斯在利用边际生产力理论对工资的分析中,大部分因袭了新古典主义推导式传统,除偶尔加以例证外,很少依赖数据材料。道格拉斯则相反,他以统计结果来验证边际生产率理论。

  1929~1933年世界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致使劳工问题极端尖锐化。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和世界范围内严重的失业形势,引发了经济学家对宏观劳动问题的深入思考。在这种背景下,凯恩斯于1936年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使就业理论得到了重要发展,认为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规律和流动偏好规律的作用,导致有效需求不足而不可能实现充分就业。同时,以约翰·罗杰斯·康芒斯(John Rogers Commons)为代表形成了威斯康星学派,主要侧重于对当时劳工问题的调查研究和对劳工运动历史的研究,将制度性因素加入经济理论中以对市场分析进行补充,同时用制度性因素和社会性因素来对市场运行结果进行解释。

  西方劳动经济学从其产生到20 世纪30 年代中期,其发展是迅猛的。但在30 年代末期,西方劳动经济学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因为制度学派研究领域太窄,提不出多少新理论,这也严重影响到劳动经济学。在20世纪40年代,信奉“自由主义”新古典理论的芝加哥学派把劳动力市场理论增加到劳动经济学中,进行了一场“劳动经济学革命”,克服了劳动经济学研究范围过窄、理论性不强的缺陷。芝加哥大学的一些经济学家对于劳动经济学的研究超出了工人运动、劳资关系范畴, 研究领域大大扩大。芝加哥学派不仅研究工业经济中的劳动制度问题,还研究劳动力市场、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问题、劳动就业与失业问题、劳动工资问题、劳资关系问题等,这使劳动经济学获得了新生。二战以后,世界经济全面复苏与腾飞,“索罗残值(Solow Residual)”和“列昂惕夫之谜(Leontifiev Paradox)”直接催生了新经济增长理论的诞生。劳动经济学也进入了高速发展阶段。在美国,几乎所有大学的经济系都开设了劳动经济学课程,有些大学设有劳动与劳动关系学院,有的大学设有工业与劳动关系学院,而在有些大学里,在专业选择时,也有侧重于劳动经济学的。该时期,在思考摩擦性失业和失业持续期等现实问题的基础上,彼得·戴蒙德(Peter A.Diamond)、戴尔·莫顿森(DaleT.Mortensen)和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Christopher A.Pissarides)发展起来的工作搜寻和职位匹配理论让我们深入认识了“劳动力市场制度如何影响失业率”。同时,新制度学派主要代表人物约翰·邓洛普(J. T. Dunlop)1944年在《工会条件下的工资决定》中认为,只要把工会看成一个类似商业企业的组织,那么,就可以把工会纳入经济分析中来。邓洛普认为,如果把工会视为经济理论中的一种组织,则可以假设其是具有理性的决策者,由此我们就可以把它作为市场上的一个企业来建立经济模型。邓洛普的工会模型由传统的劳动需求函数和“工资—会员函数”构成。在给定工会目标的前提下,他揭示了如何运用经济分析的标准技术来确定工会所能接受的工资率的方法。在《工会条件下的工资决定》一书中,邓洛普还分析了一些其他问题,例如工资的周期变化、国民收入中劳动的份额、劳动成本、谈判权力以及在相关产品市场上工会的利益等。阿瑟·罗斯(Arthur Ross)在其1948年出版的《工会工资政策》一书中,对邓洛普进行了强烈的抨击。罗斯认为,对最大化原理的机械应用,不可能得出工会的工资政策,因为工会仅仅只是一个不被金钱势力所控制的政治工具,而并非最初意义上的经济组织。因此,邓洛普最基本的经济分析方法是错误的。虽然工会与经济中的各种因素有着必然的联系,但这并不能成为把它们视为企业的理由。罗斯强调说:“工会仅仅是经济环境中的一个政治组织而已”。

  随着工会运动在20世纪50年代趋于稳定,劳动力研究成为这一学科的一潭死水。20世纪50年代以来,劳动经济学的最大进步就是把研究领域从市场劳动扩展到非市场劳动或家庭劳动,包括家庭联合劳动供给、生育、子女抚养等。号称“现代劳动经济学之父”的芝加哥学派的葛莱格·刘易斯(Gregg Lewis)在1957年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出版了一篇分析工作时间长期下降趋势的论文。20世纪50年代,以舒尔茨(T.W. Schultz)、明赛尔(J. Mincer)和贝克尔(G.S. Becker)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指出,经济增长的源泉除了劳动力和物质要素的投入外,更主要的是人的能力的提高,人力资源作为稀缺资源,不仅是在劳动力数量方面的满足,更是在一定质量基础上的数量占用、使用、培养和提高。到了20世纪60年代,劳动经济学开始复活,许多新的理论使得这一领域与该学科的微观经济重心更加靠近。1960年,同属芝加哥学派的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Joseph Stigler)引进“不完全信息”这个因素,发展了最初由赫特(W.H.Hutt)提出的工作搜寻理论。施蒂格勒认为,信息的获取需要成本,失业者在寻找工作过程中将面临大量的潜在雇主,并需要决定如何获取关于工资和就业稳定性的信息,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工人将继续寻找工作,直到预期收益等于搜寻的边际成本。施蒂格勒以一种新的视角分析了失业问题。1960年,舒尔茨在“人力资本投资”的报告中首次提出了人力资本的概念,他指出随着人力资源质量的提高,知识将成倍于生产的发展,知识的进步才是经济增长最大和最基本的原因。以舒尔茨(T.W. Schultz)、明赛尔(J. Mincer)和贝克尔(G.S. Becker)为代表的一大批劳动经济学家所构建的现代人力资本理论,为我们开展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以及解释现代经济增长等都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人力资本理论的出现,使人们第一次意识到教育和培训也是一项主要投资,该理论的主要贡献是引起了资本理论、增长理论和收入分配理论革命性的变化。人力资本理论不仅把劳动经济学同卫生经济学、教育经济学以及其他社会服务理论相联系,而且能通过一套关于个人和家庭理性投资行为的劳动力供给理论使其与理论经济学和投资理论紧密相联系。人力资本理论为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观点,并且在新古典理论的共同基础上把劳动经济学与一般经济理论有力地结合起来。舒尔茨、贝克尔等人的工作进一步拓宽了研究范围,使劳动经济学研究进入一个新的境界。葛莱格·刘易斯(H.Gregg Lewis)对于工会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劳动力市场运行结果的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作出了贡献。1963年,刘易斯出版了《美国的工会主义和相对工资》一书,研究了工会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相对工资,并对人力资本的形成、市场与非市场活动的时间配置、劳动力配置以及劳动力的补偿等问题用经济理论和计量方法进行了研究。他的结论使许多劳动经济学家坚信,工会维持或者增加其成员相对于非工会部门工资水平的本领,在萧条时期要比繁荣时期更加强大。应该说,刘易斯对劳动经济学的最大贡献在于他重新指明了劳动经济学向分析和定量的方向发展。在芝加哥大学任教期间,他在把经济理论和计量方法应用于人力资本的形成、市场与非市场活动的时间配置、劳动力配置以及劳动力的补偿等问题的研究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与制度学派不同,刘易斯的研究并不是集中在历史、政府和工会方面,而是集中在与非工会成员相比,提高工会成员的相对工资中工会的作用,即在经济理论中可以被实证证明的部分。20世纪60年代中期,计算机的应用使得以统计数量的形式对理论假设进行检验的计量经济学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带动了新古典经济学对劳动力市场的实证研究。与此同时,奥斯卡·李沙德·兰格(Oskar Ryszard Lange)提出了自由选择理论,弗·布鲁斯(Virlyn W.Bruse)提出了分权或劳动决策理论,雅诺什·科尔奈(Janos Kornai)提出了工资膨胀和在职失业的理论等。20世纪60年代末,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相继陷入“滞胀”的困境,凯恩斯理论失灵了。于是新古典综合学派的一些经济学家提出“结构性失业问题”,力图用市场结构的变化来解释失业和通货膨胀并发症,认为是微观市场的不完全性和结构的变化引起滞涨。所谓结构性失业是指因结构的变化,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在职业、技能、产业、地区分布等方面不协调所引起的失业,结构性失业的存在必然引起失业与工作空位并存。新古典综合学派为解决结构性失业提出的人力政策主要有:一是,进行劳动力的再培训,对劳动力进行多层次、多领域、多种形式的继续培训,使非熟练劳动者能够掌握适应劳动需求的条件,使技术过时的劳动者能够掌握新技术。二是,发展职业介绍机构,提供劳动市场的信息,帮助企业和失业者及时了解准确情况,最终使企业和求职者实现充分的信息沟通。

  20世纪70年代以来,劳动经济学在技术方法上有过不少重大突破,其中许多贡献已经被吸纳到主流经济学的教科书中,从而使劳动经济学的地位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认可。当代劳动经济学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对劳动市场的结构变化及歧视问题、罢工现象与集体议价、工会垄断力量与作用、劳动契约对就业的影响等问题的研究,提出了效率工资模型、回滞现象及其模型、搜寻与匹配模型、隐性契约理论及内部人—外部人理论等。另外,“二元的”或“分割的劳动力市场”理论主要代表人物米契尔(Mitchell Wesley)等强调工会和公司政策以及社会性因素的影响,提出了著名的二元劳动力市场模型。正如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奥雷·艾申菲尔特(Orley Ashenfeher)和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的理查德·拉亚德(Richard LayaId)在《劳动经济学手册》的前言中所指出的那样,现代劳动经济学的发展是利用系统的理论来解释有关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经验事实的大胆努力。这一努力的结果是生动活泼而有时又是富有争议色彩的。1970年,戴尔·莫顿森(Dale T. Mortensen)和麦克凯恩(J.J.McCan)进一步发展了工作搜寻理论,论证了“搜寻失业”是劳动力市场双方自愿行为的一个均衡结果,为20世纪80年代后搜寻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大量涌现打下了基础。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戴龙·阿西墨格鲁(Daron Acemoglu)研究了雇主无法掌握雇员工作能力所带来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以及由此对雇员流动性的影响,并首次提出了“有指导的工作搜寻”(directed search)概念,提升并拓展了现有搜寻理论模型解释客观世界的能力。1971年,美国经济学家彼得·多林格尔(P·B Doeringer)和迈克尔·皮奥雷(M·J Piore)在吸收了约翰·邓洛普(John T.Dunlop)和克拉克·克尔(Clark Kerr)的内部和外部劳动力市场理论后,提出了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将劳动力市场分为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并且这两个市场之间的流动存在障碍。1972年,莱斯特·瑟罗(Lester C. Thurow)和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在信息不完全和不确定的基础上提出职位竞争理论。职位竞争理论对于劳动力市场的理解不同于新古典学派。新古典学派的工资竞争理论认为劳动力市场是为了平衡不同工作技能的供求,而职位竞争理论则认为劳动力市场是为了平衡劳动力阶梯关系。此外,20世纪70年代中期,贝利(Baily,1974),戈登(Gordon,1974)和阿扎利艾迪(Azariadis,1975)独立发展了为临时解雇提供经济原理的隐性合约理论(implicit-contract theory),通过对完全信息下的隐性合约理论和不对称信息下的隐性合约理论的探讨,较好地解释了导致实际工资刚性的原因以及由实际工资刚性所引发的失业现象。隐性合约理论其内在的大致思路是,风险中性(risk-neutral)的企业为了平抑与时俱进的劳动力边际生产率的波动,特向风险厌恶性(risk-averse)的员工提供某种程度的保险机制。其结果是,与瓦尔拉式拍卖师木槌敲定的工资和完全刚性条件下的工资相比,现在的工资将变得相对稳定。隐性合约理论旨在构造一个劳动力市场模型,以期更有力地解释已观察到的现象。隐性合约理论的主要创新在于它把雇佣合同视为劳动力服务在长期交换中的一个工具。以工人相对企业更愿意规避风险的假设为基础,这一理论证明了在效率合同中,企业将承担大多数风险。总之,隐性合约理论对于工资刚性和非自愿性失业提供了解释。但是,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这一解释仍然是不充分的。他们认为,工资刚性的结论涉及到实际工资的问题,但似乎名义工资刚性才是宏观经济失业问题的中心。此外,非自愿性失业只是在工作时数不变和无流动成本的假设下才能得到。如果放宽这些假设,结论则会发生变化。尽管存在着这些不足,但是隐性合约理论仍然是经济理论的一个重要发展。它第一次试图把劳动服务的长期性质融入正式的经济模型,而这正是许多应用劳动经济学家所认为的,劳动力市场不同于其他的市场,而这一特征应该在经济理论中表现出来。

  三、劳动经济学的繁荣

  20世纪80年代以来,劳动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延伸至企业内部招聘、报酬、绩效、晋升和激励等问题,形成了人事管理经济学。这对于打开“黑箱”,深入了解企业内部决策,提高经济理论对效率的分析和认识具有独特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开始,新凯恩斯主义着重研究了各类市场,其中对劳动力市场作了许多探索性研究,从多方面探讨了劳动力市场上工资粘性,并由此来证明劳动力市场失业发生的必然性,从而进一步强调政府干预具有稳定经济的作用,认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干预是必要的。新凯恩斯主义的劳动力市场理论主要包括名义工资粘性和实际工资粘性两方面。名义工资粘性是由于长期劳动合同的存在和错位调整工资所致,工资通常是由于工会与企业通过谈判而固定下来的,在合同有效期内工资不能随市场供求行情而调整;实际工资粘性论则进一步认为,造成失业的更主要原因是由于实际工资粘性。新凯恩斯主义认为应该更多地考虑长期失业者的利益,为他们多提供就业机会.政府应该干预劳动工资合同,使工资较有弹性,以提高就业率。

  20世纪80年代,对工会问题的研究和关注又热起来。一方面,理论界重点研究了工会目标的性质,在理论与实证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另一方面麦克唐纳和索洛(Mc-Donale and Solow)运用帕累托有效性原理重新构建了有效谈判模型;在此基础上,理论界对集体谈判模型进行了更为深人的研究,特别是比较了垄断工会模型,评价了有效谈判模型的理论以及在实证层面上的应用。由于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的发展,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工会理论的发展主要围绕两方面展开:一是谈判理论,二是罢工理论。由于工会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主要体现为工资和就业上,不同的国家由于其工资决定的集权和分权程度不同,以及工会在工资决定过程中的重要性不同,决定了工会对工资和就业的调整程度存在差异。过去的理论只能对结果作出一点预测和判断,却无法说明其过程,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的发展使得这一问题得到解决,以此为基础的集体谈判理论也就成为工会理论中探讨最多的话题。就工会对工资的影响而言,过去的理论总是更多地强调工会会利用自己的垄断地位使其工资水平高于均衡工资率,或者说通过限制就业来提高工资,对劳动力市场产生了不利的影响。但从20世纪80年代起理论界对工会作用的看法发生了变化,相当多的研究者认为工会既具有垄断的一面,又具有“代言人”作用,而后者可以导致生产率增加,如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和梅多夫(M.H.Medoff)的“退出代言人”模型(Friedman and Medof,1984)。在这一模型中工会的作用之一就是减少劳动力的流动,使劳动成本降低,并减少了产量的单位成本,从而对生产率产生正效应。此外,工会作为集体代言人,通过集体谈判、集体申诉和讨论程序等方式,使雇主和雇员之间的交流渠道得到改善,既降低了交流的信息成本,又鼓舞了工人的士气,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工会还可以通过规章制度等方式来监督工会成员的行为并减少与工人之间的敌对状态。所有这些都说明工会能够提高生产率,从而增加公司的效率和社会福利。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罢工理论主要集中在将信息经济学引入罢工问题的分析,从信息与罢工行为的角度探讨了信息与罢工的关系。在谈判—罢工过程中考虑信息作用的模型主要有两个,而且相互间还有一定联系:一是由于信息不完备,一方可能对另一方的态度或所处的状态产生错误的判断,故罢工有可能发生;二是工会或雇主所拥有的信息不对称。从罢工是信息不完备的角度来看,莫罗(Mauro)在1982年发表的《罢工是不完备信息的结果》一文最具代表性。莫罗在该文中新构建了一个模型,发展了希克斯关于信息不完善在罢工问题中是重要的理论。莫罗认为,罢工是双方误解的结果。误解的起因来自于两个方面:第一,双方在谈判过程中使用不同的变量建立各自的妥协函数;第二,双方未能充分掌握彼此的态度和所处的状态。如果一方不能正确判断另一方的态度,则罢工行为就会发生。

  20世纪80年代,保罗·罗默(Paul M.Romer)和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将人力资本理论引入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知识和人力资本同物质资源一样是生产要素,只有人力资本的不断投入才可以持续提高一国的长期经济增长率。人力资本理论创立后立即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随之而来的是学者们对该理论的研究不断深入和完善。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随着实证工具特别是计量经济学的发展,早期分割理论的许多论点得到了实证检验,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理论分析框架也得以完善。近年来的研究更多地是以狄更斯和郎(Dickens and Lang)1985年和1988年所采用的实证方法为基础,对各国不同部门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状况或不同的分割形式进行验证。其结果显示出:第一,的确存在劳动力流动的障碍;第二,不同行业的工人的工资收入差距不能完全用人力资本来解释;第三,劳动力市场分割与自愿失业的关系。

  20世纪90年代,认为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中的外生变量的观念得到彻底扭转,重视人力资本的新的理论不断涌现,并向更广泛的领域延伸。这些领域包括:收入分配研究、投资收益研究、就业与职业培训研究、人口增长率和生育率变动研究、人口迁移与流动研究等。这些理论从不同方面论证了人力资本的生产比物力资本的生产更重要,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最主要的源泉和动力。对于教育和培训的研究,人力资本理论最先主要是关注教育投资对劳动报酬的影响,在明赛尔提出的人力资本工资决定模型的基础上,贝克尔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正,除了强调正规教育对工资的贡献之外,加人了离开学校后人力资本投资对劳动报酬的影响研究;关于培训问题贝克尔将培训分为普通培训和特殊培训,他认为普通培训的成本应由员工自己负担,特殊培训的费用原则上由企业承担,从而得出企业一般不会赞助员工进行一般培训的经典结论。同时,工作流动成为就业失业理论的重要内容。工作流动即由于各种原因导致的工作岗位的产生与消失现象。现有的研究已经表明,工作流动现象在不同国家和地区间广泛存在,而且工作创造和工作消亡的速度在加快。有关工作流动的代表性理论模型的有异质性理论、劳动力流动与工作流动关系理论、工作流动与生产率增长的关系以及工作流动与经济周期理论。199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贝克尔(G S.Becker)在生育率、人力资本等方面的研究,以及他的被誉为经济学发展划时代著作《家庭论》的出版,把经济学研究方法引入了对个体日常行为的研究(包括个体的非市场行为)。贝克尔曾在其《时间配置理论》(1965)一文中明确了家庭是劳动力供给行为决策中的基本单位,考察了家庭成员之间的劳动分工,这是一种迄今为止几乎完全被经济学所忽视的社会制度。他把有关决策问题划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劳动参与率和工作时数的决策,二是家庭消费与产出的决策。贝克尔成功地将劳动力供给、生产与消费这三项决策纳入到家庭这一基本经济单位和框架中进行分析,阐明了在效用最大化行为的支配下,一个家庭如何确定其成员从事市场性活动和非市场性活动的时间安排比重、自产物品与交换物品或服务的组合,以及家庭成员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劳动分工,由此拓展了他所开创的家庭经济分析。贝在尔的“新家庭经济学”不同于把家庭当作一个人的消费单位的传统观念,而是把家庭视为多个我的生产单位,它借助于由家庭成员的时间、技能和知识构成的投入来生产“联合效用”;由于家庭是分析个体劳动的基本单元,所以贝克尔的贡献促进了劳动经济学发展。

  由于在解决“样本偏差和自由选择”问题方面的贡献,詹姆斯·赫克曼(JamesJ.Heckman)荣获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而詹姆斯·赫克曼本身就是一位卓越的劳动经济学家,他在计量经济学的这一贡献就是在解决劳动经济学实证问题当中完成的。2010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三位杰出的劳动经济学家彼得·戴蒙德(PeterA.Diamond)、戴尔·莫顿森(DaleT.Mortensen)和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Christopher A.Pissarides),更引起人们对劳动经济学地位和作用的关注,并从一个侧面说明:国际金融危机后的世界主要经济体面临的严峻就业形势迫切需要劳动经济学理论作出重大突破。

  四、劳动经济学发展的新趋势

  通过对西方劳动经济学两百多年历史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到从最初滞后于经济学其他领域到如今推动整个经济学的发展,劳动经济学当前能呈现蓬勃发展的局面与众多学者的辛勤工作是分不开的。未来,西方劳动经济学在继承和发展以往劳动经济学的基础上,将出现了以下几种趋势:第一,研究者对该学科的基本理论、观点、方法基本达成一致,学派之间针锋相对的状态有所改变,各学派更注重互相之间的学习、借鉴和融通,出现融合趋势,这也表明该学科的范式进入了常规、稳定、持续的发展时期。第二,未来一段时期内,劳动经济学将更加关注现实问题和制度性的因素,如失业、贫困、弱势群体、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委托—代理问题、福利制度等问题,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加强,劳动力的国际流动、劳动力的国别歧视及国际福利区别、经济转轨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市场特征及运行机制等问题也将成为劳动经济学研究的热点问题。第三,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更紧密,更注重现实问题的解决和实证研究分析,为劳动经济学的理论提供了一定的现实基础和数据支持,力求实证结果更加准确可信,实用性将增强。社会经济在不断变革,现实中还有很多问题有待劳动经济学者深入研究,劳动经济学以其成熟的理论范式正在吸引更多的经济学家加入,这一理论范式仍然表现出强劲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西方劳动经济学是一门实用性科学,它的研究成果往往被用于制定劳动方针和政策,也给企业和劳动者提供保护自己权益的重要理论依据。随着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劳动问题将越来越复杂,解决劳动经济问题的技术性越来越强,因而劳动经济学的针对性、实用性将更加增强。第四,注重与其他学科研究成果的交叉并用和学科范式的拓展。近几年,劳动经济学家非常注重利用其他学科的成果,比如利用社会学的社会关系网络理论、同群效应理论研究个人劳动力供给决策的影响因素;利用新经济地理学的产业聚集理论研究劳动力流动问题;运用生态学理论研究企业竞争和劳动力市场。劳动经济学还与其他学科相结合形成了许多新的边缘学科,如行为劳动经济学、劳动生理学、劳动心理学等学科。这种与其他学科交流沟通的趋势将进一步得到加强。(文章转自微信公众号《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12年第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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