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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柳钦:走向幸福—经济学研究的回归

陈柳钦陈柳钦 09月16日 10:30 发布于[财经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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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柳钦,教授,著名学者,产业经济、城市经济、能源经济、林业经济和金融问题专家。历任人民日报社《中国能源报》社评论部主任,中国能源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首席研究员,人民日报社《中国城市报》社副总编辑,中国城市管理研究院院长、研究员。现为钦点智库理事长。

  一、导言

  幸福是人类追求的终极价值,也是人类探讨的永恒主题。人类发展的历史,说到底,就是一部争取幸福的发展史。正如保尔·霍尔巴赫(Paul Holbach)在《自然的体系》(System of Nature,1770)所言,“我们的一切教育、思考和知识,都不过以怎样能获得我们的本性所不断努力追求的幸福为对象。”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大概没有什么别的东西能象追求幸福那样燃起人们的热情。

  传统上,幸福是哲学家们的思想驰骋和交锋的疆域。人类对幸福的关注,从尚存文献中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柏拉图(Plato)。他认为,有王者气质的人最为幸福,最不幸的是专制的独裁者。他还运用一种独特的方法计算出有王者气质的人的生活比独裁者要快乐729倍。从柏拉图(Plato)和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开始,对于那些普遍认为满足感取决于一种合乎道德、并最终令人满意的“美好人生”的哲学家而言,幸福是他们的共通之处。在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时期,人们对幸福非常重视。苏格拉底(Socrates)说:“我比较倾向于说,事物只要是愉快的就是好的(如果它没有其他后果的话),而事物只要是痛苦的那就是坏的。判断事物就是愉快还是不能带来愉快,幸福就是一种愉快。”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均主张德性(善)就是幸福(Eudaimonia)。对于幸福,有些人用愉悦回答,有些人用荣誉回答,有些人用对生命的反思回答等等。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这些回答都有道理,但如果可以在一些主要领域达成一致,就能获得进展。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在《尼各马可伦理学》(The Nicomachean Ethics)里对于“什么是我们能够达到的善,什么是我们应该追求的幸福”有详尽系统的论述,这种论述大体上可以代表他那时有教育的、有阅历的人们流行的观点,对其后几千年西方的思想界产生了深厚的影响。亚里士多德认为善就是幸福,那是灵魂的一种活动,相应与灵魂的两个部分(理性的与非理性的),就有两种德行,即理智的与道德的。德性是自足的,因而人具有德性就拥有快乐。关于幸福的几个特征,社会可以达成基本的一致。它必须是决定性的,是自我充足的,是积极的和相对稳定的。幸福等价于“活得更好,做得更好”。大卫·休谟(David Hume)曾说:“一切人类勤勉的伟大目的是获得幸福。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由劳动购买的,而我们的情欲是劳动的唯一原因”。我们现在理解社会生活,它都是受人们的情欲、欲望所支配,都是为了追求幸福这个目标。哲学、伦理学、心理学和生物学都在永不停歇地研究幸福的奥秘,都试图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法来解读或解决人类幸福问题。

  经济学自诞生之日就以促进人类幸福为当然使命,“追求幸福”是经济学的伟大目标,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1(greatest happiness for the greatest number)是经济学矢志不渝的梦想,同时也是历来的经济学家门前赴后继、争相高举的经济学大旗。有这样一则故事,有一天,古希腊米利都学派的哲学家泰勒士(Thales)在仰望天空的时候落入水沟中,一个女奴嘲笑他说,一个哲学家连自己都照看不好,那么哲学又有什么用呢?这个女奴也是无理取闹,为什么哲学家就不能跌跟头呢?可是泰勒士就是咽不下这口气,他就是要世人看看他作为哲学家的能耐,他通过观察星空察觉到橄榄要丰收,于是他事先垄断了城里的榨油机,到了橄榄收获时又高价出租机器,结果可想而知。这是他用经济学概念获得了胜利,从中至少可以提供“经济学是致用之学”的凭证。经济学家讨论幸福似乎有些侵占哲学家和伦理学家地盘的味道,难怪哲学家和伦理学家认为经济学家讨论幸福问题是不务正业。可是经济学家不该讨论幸福问题吗?苏格拉底说:各种学问,最根本的目的,是要解决“人怎样活着”的问题;把这个“苏格拉底命题”换个说法,就是:各种学问,最根本的使命,是如何使人类生活幸福的问题,是如何增进人类福祉的问题。经济学作为研究人类行为的科学,其根本目的也是研究人类的行为如何才能增进人类幸福的问题,而不是传统上所定义的“研究稀缺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因为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归根结底也是为了人类的幸福。大文豪萧伯纳曾经说了一句被广泛引用的、令经济学家很受用的名言,他说:“经济学是一门使人幸福的科学。”不知道他是在何种意义上对经济学做出这样的评价的。不过,与哲学家,伦理学家,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相比,经济学家似乎并没有在幸福这个命题上做出多少实质性的知识贡献。到底什么是幸福?幸福跟物质财富,社会环境,公共制度,心理感受等到底是什么关系?在哲学家,伦理学家,心理学家之后,经济学家也开始关注起幸福这个命题,这个变化本身,也许透露出一些对于经济学的变革而言非常重要的信息。

  二、早期经济学对幸福的研究

  经济学真正成为一门独立学科是从亚当·斯密(Adam Smith)开始的。斯密的《国富论》(1776)一书成为经济学科发展的分水岭,也奠定了今后经济学研究的基石。斯密在《国富论》中主要研究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将政治经济学的目标定位于富国裕民,和斯密同时代的大多数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和以后的经济学家都把他们的注意力用于研究国民财富或国民收入,国民财富(或收入)确实是古典经济学中的重要概念,但是,如果说早期的经济学(经济学家)的主要目标就是物质财富,这肯定没有说幸福是他们的根本目标更确切。亚当·斯密出版的《道德情操论》(1759)和《国富论》,前者论情感、美德和幸福,而且论证了适当的情感才是美德,有美德才能得幸福;后者论“经济人”如何通过追求财富来满足个人“一种温和的欲望”,“温和的欲望”的满足将会调节其的欲望,抑制权力、荣誉等有攻略性和毁坏性的欲望,使人变得能自制,有美德,进而能幸福。亚当·斯密相信,“经济人”追逐私利的财富欲望是完全可以通过劳动和交换得到满足的,并且这种满足和调节还能在“看不见的手”指引下通过“利己而利他”来普世,富国裕民的实现就是弗朗西斯·哈奇森(Francis Hutcheson)所谓“带给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社会幸福的实现。斯密将更多的关注投向人类幸福的道德维度,其著作所体现的是道德情感主义的幸福原理。亚当·斯密开创了一个基于欲望制衡思想,基于对人类财富欲望的解放和伸张,以追求经济人幸福为目的的经济学幸福理论。

  到了18世纪末,英国功利主义伦理学的开山鼻祖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继承了快乐主义思想,同时也继承了道德情感主义的幸福思想,将弗朗西斯·哈奇森(Francis Hutcheson)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观点作为功利主义的根本原则。边沁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产物,其本性就是趋利避害,这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自然本能。社会经济发展的目的在于满足“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个人所获得的每一份财富都对应一份相应的财富,而一个人所拥有的财富总量越大时再增加等份财富,给他带来的幸福数量就越小,只有在人们获得财富的实际比例最接近时,社会整体的幸福总量才最大。不过,在边沁这里,幸福一词开始被“功利”或“效用”取代,幸福原理和幸福最大化也开始被“功利原理”、“效用原理”和“效用最大化”取代。边沁避开了对幸福性质的价值判断,认为所有幸福无论源于何处,带给人们的愉悦感都是相同的,并声称“幸福的数量是相同的,图钉和诗歌一样美好。”边沁认为,人们对快乐和痛苦的评价是主观的,促进大最多数人的最大程度的幸福需要在个人之间进行功利或效用的对比才能实现,这种效用的对比需要用货币单位来进行度量和加减乘除的精确计算。边沁认为幸福可以通过人们所体验到的快乐和痛苦的情感的权衡来测量:快乐和痛苦的价值由强度,持续时间,确定程度,切近程度,增殖性,纯度和扩展范围7个因素决定。边沁还设计了一套完整的计算方法来度量个人的苦乐状态以及社会的苦乐趋势。边沁对经济学幸福理论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确立了经济学的功利主义原则,把人类所有的动机都归结于对快乐的最大化追求。边沁因此而认为自己掌握了人类通往幸福的钥匙。二是用功利或效用表示幸福,用效用计算幸福,用效用原理来表述功利主义原则。三是指出了效用递减律。尽管边沁认为经济学应该成为用数学形式表达幸福的一门科学,但他并没有能够真正做到对效用的进行数学分析。

  边沁的功利主义在经过了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的修正和完善后,才真正开始成为支撑功利主义经济学大厦的哲学基石。他用幸福主义修正了边沁的快乐主义:其一是对快乐进行了数量和质量的划分,提出了快乐不仅有数量上的多少,也有质上的不同。快乐的数量指人们获得快乐的次数多少,快乐的质量指人们获得快乐的价值的大小。一般说,经验论者大都强调快乐的数量,认为感知快乐的次数越多,幸福就越大,而理性主义大都强调快乐的质量,认为不应盲目追求快乐的数量,而应注重的价值。他有一句被后人流传的格言:“作一个不满足的人比作一个满足的猪好些”。高质量的快乐应该是精神上的快乐。而精神上的快乐是高于肉体快乐的。他说:“就我们所知道的伊壁鸿鲁派的人生原理,没有不是认为理智的快乐,情感和想象的快乐,以及道德情操的快乐比起单纯感官快乐,其价值更高。我们都承认,功利主义的著作家一般都以心灵的快乐高于肉体的快乐,主要在于前者的更持久、更稳妥、更便宜等”。其二是用幸福主义取代了边沁的快乐主义。穆勒认为,幸福是个具体的整体,也是一个多元化的概念,爱音乐,追求健康,崇尚道德,追求个体的自由发展等,都可以作为幸福的组成部分;金钱、名望、权势等是追求幸福的手段,也可以作为幸福的组成部分;快乐之有价值也是因为快乐是幸福的组成部分。穆勒不是以快乐为最终目标,而是以幸福作为道德的终极目标。穆勒还指出,幸福不是行为者一己的幸福,而是一切与这行为有关的人的幸福。

  边沁计算幸福的思想激励着其后一代又一代的经济学家们,诞生于19世纪70年代初的边际学派精心设计了一套计算幸福的效用理论。边际革命成功地将数学方法引入经济分析,使经济学蜕变成为对特定约束条件(收入或资源等)下的满足(效用或产量等)最大化问题的研究,成为一种单调的数理推导,经济学的人文色彩不断被淡化。边际效用论者,将效用作为主观幸福的测度,运用数学逻辑演绎人类的“快乐与痛苦”,效用被看作是个人快乐的数字测度,幸福是经济学显化的主题。以威廉·斯坦利·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1871)为例,他认为经济学的目的,原是求以最小痛苦的代价购买快乐,从而使幸福增至最高度,经济学就是痛苦与快乐的微积分。杰文斯认为快乐和痛苦此类的心理感觉不仅可以计量,而且可以通过一组无单位的“基数”来比较它们的大小和强弱。杰文斯认为,“经济人”之所以为经济人具有两个特性:一是,他们从消费品中获取效应;二是,每个人都是理性的、计算效应最大化的。通过“效用”假设的引入,杰文斯看似解决了快乐或痛苦诸如此类不同体验给我们带来的心理冲击如何测度的问题,但是,由于“效用”概念极为严格的假设以及具有的心理和生理的特点,使其在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遭遇了难堪。紧随其后的新古典主义,进一步明确了“经济人”的“理性”特征,发展了“理性经济人”以效用最大化为准则的幸福计算、比较、选择、交换和分配的整套市场理论。由于未能突破主观效用的准确计量问题,主流经济学转向使用带来效用的商品数量(或货币计量,如收入)间接衡量;如马歇尔认为在其1890年出版的经典著作《经济学原理》中指出:“效用被当作与欲望或需求有关的名词。我们知道,不能直接衡量欲望,而只能通过欲望引起的外部现象进行间接衡量。”后来的经济学多主张用可以衡量的客观商品来间接测度效用,建立主观效用和客观对象之间的映射关系,即效用函数。

  边际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经过百年发展,不仅实现了功利主义幸福理论的数理化表达,也让人类从只有“温和欲望”的“经济人”时代走向工于效用(幸福)计算和最大化选择的“理性经济人”时代。既然经济福利是可以用货币计量的,国民收入就是可以用货币测度的那部分社会客观收入,因此,英国经济学家庇古(Pigou)认为国民收入量的增加和国民收入分配是福利经济学研究的主题。由此,在公共政策的导向上,就有“提高全社会的收入水平”以增进社会福利的方向。庇古在1932年就提出:我们很清楚地认识到经济福利水平的变化将导致社会福利水平也朝同一趋势发生变化。“在许多限定性条件下,特定规模的社会的经济福利很可能愈大,国民所得的数量愈大,穷人所增加的国民所得的绝对份额愈大。”庇古的重要结论让很多经济学家无法接受,也因此引起对社会福利测度、如何由个体福利得到社会总福利的理论探讨、怎样才能够在不是一种极端的资源配置状态下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等等问题的研究热潮,形成了随后20世纪30-40年代福利理论研究的热潮。

  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催生了“凯恩斯革命”,面对资本主义社会日益严重的失业问题,凯恩斯借鉴了马克思的“生产相对过剩”学说,提出了“有效需求不足”理论,认为应加强“需求管理”,促进消费与投资,通过总需求的扩张来对冲日益提高的社会生产,从而解决就业问题。凯恩斯开创了宏观经济学,适应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需要,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提供了理论基础,但是他也使经济学的研究进一步简化为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矛盾,以国家干预主义对抗自由放任的个人主义,从而也把经济学的幸福主义改变为唯物质主义。凯恩斯关注的,如果极端一点讲,就是一个国家总体的货币收入(现代说法就是GDP)。总供给总需求模型也好,IS-LM模型也好,财政政策也好,货币政策也好,只要消费沦落为生产的附庸和工具,幸福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这就是GDP崇拜症的根源。

  1934年,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希克斯(John Hicks)和罗伊·艾伦(RoyAllen)在《价值理论的再思考》一文中,提出了所谓的“无差异曲线”和“无差异分析”,并对效用进行了重新逢释,这就是所谓的“序数效用论”。更为彻底的是,1938年,美国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Paul A.Samuelson)在《关于消费者行为理论的一个解释》一文中,从消费者行为的结果来反观这种行为时抛弃了效用这一概念并发展出一套“显示性偏好理论”,其基本精神是:消费者在一定价格条件下的购买行为暴露了或显示了他内在的偏好倾向。因此我们可以根据消费者的购买行为来推测消费者的偏好。这是一种不基于“偏好关系(效用函数)—消费者选择”的逻辑思路,而是一个相反的过程,即“消费者选择—偏好关系”。该理论可以从消费者行为分辨最好的可能选择。换句话说,消费者的消费习惯可以显示他们的喜好。理论的出现,是基于消费者需求理论以边际替代率作为依归。而边际替代率的假设,就是消费者是为了把功用极大化而作消费决定。虽然公用极大化的假设不受争议,但需求理论隐含着的功用函数就难以被准确计算。显示行偏好理论就能弥补需求理论的不足,借观察行为来界定功用函数。边际革命之后,经济学借“显示性偏好理论”来刻画人类行为,背后隐藏的观点是一个人可以通过增加收入来提高幸福,至少在大部分情况下,收入提高对人的幸福而言具有正面意义。传统经济学理论中,个体的福利状况取决于他们当前的可行选择。如果个体的可行选择集合越大,那么以效用进行衡量的幸福感也就更高。由于“显示性偏好理论”是判断个体的选择及其效用的一个重要工具,因此,效用这一概念在传统经济学理论中处于一个重要的地位。然而,尽管“显示性偏好理论”要解决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对人们的福利状况进行评价,并将效用视为个体福利的一个等价概念,但是,由于这种分析更注重对个体行为的研究,而往往忽视其主观思维状况,导致长期以来经济学领域对幸福的研究一直处于一种空白状态。

  在“幸福效用化—效用物质化—物质化效用数理化和最大化”的演化进程中,新古典经济学进一步抽象了古典经济人的心理和伦理因素,使经济人成了彻底的经济动物和经济学分析工具。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人类的真实本性和追求主观幸福的经济学初衷。边沁的研究由于过分注重构成幸福情感要素的量而受到了很多质疑。一方面,受近代科学机械论倾向的局限,边沁在幸福测度的道路上并没有走多远。在其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对幸福能否被测度一直持怀疑的态度。另一方面,工业革命以来,各国一直尊奉经济增长至上的思路,并且衍生出“经济发展意谓富裕,富裕意谓民主”的社会意识型态,从而忽略了对幸福问题的关注。以至于20世纪初以来的福利经济学1和后来的新福利经济学都没有再尝试对人们的主观体验进行边沁式的度量,替之以度量满足主观的“客观对应物”—国民收入,通货膨胀,社会福利函数等。尽管说,效用也是一个比较不容易测算的模糊概念。但是,由于边际效用学派解决了古典经济学无法解释的“钻石与水的价值悖论”2,大大推进了经济学的发展。于是,现代主流经济学家关心的只是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增加人们的福利。此后的经济学家们普遍用效用取代了幸福1,后来又用序数效用取代了基数效用,确立了序数效用在经济学中的主导地位,从而使幸福这个概念彻底地退出了主流经济学的视野。在很长时间里,经济学都不再问津“幸福”问题,而把幸福研究拱手让于社会学或心理学。于是,主流经济学研究形成了这样的局面:重视财富多少,轻视人本身的幸福感受;重视稀缺性,突出表现为重视没有多少使用价值的钻石等物品,轻视无货币价值而使用价值很大的淡水、大气、阳光、环境等人类生存必需品;强调劳动,轻视劳动保护和劳动者的休闲;重视生产力的发展,轻视人们的主观需要;重视物质条件,轻视精神享受;重视国家的强盛,轻视民众的富足;重视工业化和城市进程的正效应,轻视其带来的负效应。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不管经济学家的内心是否还记得“财富增长可以带来幸福增长”的假定,经济学的发展,表现出对幸福越来越漠视和疏远。

  三、现代经济学对幸福研究的回归

  传统效用理论认为,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是人们获得幸福的源泉,经济越发展,一个人的财富或收入越多就会越幸福。然而,随着收入的增加幸福是不是会接踵而至吗?

  二战之后,由于原有的物质资本大量被破坏,世界各国都面临着经济重建问题。因此物质的需求又重新成为人们所关注的重点,如何合理配置有限的物质资源以促进经济的更快发展成为当时经济学所关注的重点。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各界都希望借助自然科学领域新发展的技术来对既定而有限的资源进行合理调配,最大化地促进增长,这是战后经济计划在世界各国普遍盛行的原因,也是数量经济学急速获得发展的社会基础。然而,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出现了:国民的物质类要素即收入虽然有了大幅提高,可是国民的幸福程度却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变化甚至有所下降。针对这一现象,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伊斯特林(R.Easterlin)在1974年发表文章《经济增长是否改善人类:一些实证证据》中指出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的提高并不一定会带来相应的国民幸福程度的上升,即著名的“伊斯特林悖论(Easterlin Paradox)(也叫幸福悖论)”1。原因在于,人们对于幸福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对于由收入带来的幸福适应性更强。也就是说,在经历了短暂的由于收入增加导致的幸福以后,人们的幸福程度又会逐渐回复到接近于原来的水平。这意味着要在研究的幸福的经济学与心理学路径上,更进一步。“幸福悖论”的解释存在各不相同的多种理论。这些理论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忽视变量”理论。这些理论认为,经济学仅关注收入、财富和消费,而忽略了影响人们幸福的其他许多重要因素,包括:激励与创造、健康、政治参与、社会渴望、自由、利他主义的丧失、不平等、社会资本的减少和地位外部性。特别是,如果这些非经济因素与收入、财富和消费等经济因素呈负相关时,那么随着GDP的增长,许多影响幸福的非经济因素会下降,从而在不同程度上抵消经济因素带来的正面作用,于是就可能出现收入增加了而人们的幸福没有相应增加的“幸福悖论”。另一类理论注重的是“比较视角”。这类理论包括相对收入理论、参照组理论或攀比理论。这些理论从收入本身出发,认为个人效用与自己的收入水平正相关,但与社会的平均收入水平(攀比水平)负相关;当社会变得更富裕时,攀比水平随之提高,导致收入—幸福曲线下移,从而使得总效用水平保持不变。哲学家罗素对此作过这样的描述:“拿破仑曾羡慕凯撒,凯撒曾羡慕亚历山大。我敢说,亚历山大曾羡慕过未曾存在过的赫克里斯。因而你不能通过成功的方式完全消除羡慕,因为在历史或传说中总会存在一位比你更成功的人士。”这就是说,即使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但由于提高的幅度不一样,提高幅度较小的人也会感到不公平、不幸福。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的“相对消费理论”为该领域经济学家的工作提供了一个参照点。弗兰克认为给定一个时点,一国的幸福度与相对收入存在很强的正相关性。而除了收入极低的情况外(赤贫、绝对贫困),当收入随时间推移而增长时,幸福度的变化却又很小。寥寥数语,点出的却是经济学中静态和动态两个不同视角。在弗兰克看来,一个人的主观福利与其相对地位有关。这就产生了一个零和(zero-sum)地位竞争:一人受罚,大家无趣。因此,地位竞争仅仅导致个人福利的再分配,而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的幸福并没有增加。对“幸福悖论”的解释融合了行为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多种研究视角,结合了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等多种学科理论基础,明确了经济发展追求幸福的本质和终极目的,呼唤着幸福主义的到来。

  传统经济学将人性简单地定义为“理性经济人”过于片面单一,缺乏对影响人们主要生活方式的其他因素的深入思考,对“经济人”假定的简单接受和适应妨碍了经济学家对人类的生产行为和消费行为真正动因进行进一步探索。如果“幸福悖论”成立,那么个人以及整个人类社会千方百计地追求经济增长就失去了其应有的目的,整个国家的政策也应当相应改变,由此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也可以顺利地实现。“幸福悖论”是对主流经济学物质化幸福理论的根本否定,这激发了人们对幸福问题的反思和研究热情。从此,经济学家们重新将注意力投注到幸福这个主观概念上,从而产生了新生的幸福经济学。最近十年中,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主张“幸福是经济增长的终极目标”。

  为建立一个更具解释力的幸福经济学,伊斯特林在区分幸福的时间点和生命周期差异后.整合心理学的定位点理论和经济学的效用理论,指出幸福适应和社会比较在金钱领域和非金钱领域对效用具有不同作用。经济学的两个最新观点“习惯形成”和“相互依赖性偏好”支持了伊斯特林关于幸福适应和社会比较的幸福效应观点,前者强调商品的效用受到经验性比较的影响,后者则认为商品的效用取决于他人所拥有该商品数量。伊斯特林的幸福经济学核心思想在于幸福适应和社会比较在不同领域以及不同因素中的作用是不均等的。幸福适应在家庭生活和健康方面比在物质方面更具不完全适应性,社会比较的作用在家庭和健康方面比在物质方面要小得多。其含义是时间的重新分配可以增加幸福,经济政策应更多地考虑解释人的偏好。这种观点既吸收了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观点,也整合了行为经济学和经济学的新思想,丰富了幸福经济学的内涵。

  随着“幸福悖论”的提出,在经济学领域,诸如很多的经济现象,例如经济增长、失业、通货膨胀和制度性因素等如何影响幸福,吸引了众多学者的研究兴趣,并对此进行了深入广泛的研究。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曾经提出了的“幸福方程式”:幸福=效用/欲望,即效用与欲望成反比,与幸福成正比。过高的欲望不仅表现为人们对自己绝对收入水平的过高期望,还表现为对自己相对收入地位的过快提高的期望。这种欲望是与强烈的竞争意识分不开的。无疑,人与人之间的过度竞争无助于人们幸福感的提高,这是因为一方面竞争意识会产生竞争压力,而竞争压力会抵消人们通过竞争获得的收入带来的幸福感,另一方面对许多人来说竞争的结果往往比所期望的不是更好,而是更糟糕,这种在竞争中受到的挫折感是不会带来幸福感的。当然,“效用”与“幸福”成正比应该是有条件的,即在人们达到温饱(包括温饱临界点)的前提下对商品的选择达到的效用才会产生幸福感,在未达到温饱(包括温饱临界点)的前提下对商品的选择有效用,但不会有幸福感。而且,“效用”与“幸福”在人们的心理效应中是不同的。“效用”是人们在选择和消费商品时的瞬时的满足感,一旦消费行为结束,人们的这种满足感很快就会消失。而“幸福”感是相对稳定的,其心理效应远比“效用”强得多。萨缪尔森给出的“幸福方程式”所体现的思想内涵,在斯密那里是存在的。《国富论》就是告诉人们,如何使“财富”(更现代的表述就是“效用”)更快更大地增长;《道德情操论》就是告诉人们,如何使“欲望”在道德规范中不至于恶性膨胀(和许多宗教所推崇的“无欲”是有区别的)。

  根据己有文献的研究方法来看,这些文献从人们的主观感受出发,以可观察的事实为基础,不仅考虑了收入对人们福利状况的影响,同时还在这一过程中加入了其他因素。当然,这一发展过程得益于经济学的跨学科发展,特别是与心理学研究成果的互为利用与融合,这使得经济学也逐步演化成一门不仅关注人类财富的学科,同时也逐步演化成为研究人类财富和行为的学科。诚如200多年前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一书中所坦言:“经济学是一门研究财富的学问,同时也是一门研究人的学问”。因此研究人类的幸福应该是经济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现代经济学的幸福研究正是经济因素研究和人的行为心理研究的巧妙结合,回归了马歇尔所说的经济学。对于经济学的这种回归,对经济学的发展和人类的未来福祉无疑具有历史性的重要意义。正像世界知名学者、199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所指出的,经济学还是应该回到她的出发之地,不管经济学如何发展,她总要回答两千年前苏格拉底提出的命题,即“人应该怎样活着”的问题。阿玛蒂亚·森从幸福的反面——贫困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幸福——对幸福经济学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在1981年写的《贫困与饥荒:论权力授予和权利剥夺》(Poverty and Famines: An Essay on Entitlement and Deprivation)一书中,提出导致贫困的根本原因不在于粮食总量的缺乏,而在于穷人获取粮食能力的不足,并提出了分析贫困问题的“能力的方法”(capaci-tiesapproach)。他的观点为联合国编制的人类发展指数(HDI)以及世界各国的扶贫方案提供了新的思路。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阿玛蒂亚·森教授,表彰他在经济学研究方法上的创新,其获奖理由是森通过对公共选择理论、福利指标设计和关于贫困和饥荒的实质研究,在福利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基础研究方面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表达了对社会最底层人员和财富分配问题的关注。森重新审视经济学的伦理价值,从道德层面去讨论重要的经济问题,以批判的视角来研究福利经济学,为经济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进一步促进经济学对幸福主义的回归。森于1999年出版了《以自由看待发展》(Development as Freedom)一书。这本书的主题,是森在卷首开宗明义地提出的发展观:“本书论证,发展可以看作是扩展人们享有的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聚焦于人类自由的发展观与一般的发展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一般的发展观包括发展就是国民生产总值(GNP)增长、或个人收入提高、或工业化、或技术进步、或社会现代化等观点。”森指出,这些在发展过程中很重要,但最终来说,它们只属于工具性的范畴,是为人的发展、人的福利服务的。人才是发展的中心。因此,他认为,发展的最根本目的就是为人谋幸福。在该书中,他对传统经济学中幸福的哲学基础—功利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批评,指出功利主义的三个缺陷:一是,漠视分配,只关注总量的增长,忽视财富在社会成员中的分配;二是,忽略权利、自由以及其他非效用因素,功利主义不认为权利和自由有其自身的价值,它们只是间接地、而且只是就其影响效用而言是有用的;三是,适应性行为和心理调节,长期处于受剥夺状态的人们,效用计算对他们可能是非常不公平的。因此,穷人的穷其实不在于他们没有钱,而在于能力的缺乏。扶贫也不在于给他们多少资金,而在于培养他们生存的能力。总体幸福并不是个人幸福的简单加总,而是构建一个起点公平、过程公平的良好的制度环境,最终的结果是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强求一致的。森把人类的幸福更多地归结为人类选择自由的拓展以及人类的能力自由的提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森又回到了经济学的古典精神,即关注人的全面发展,关注人的福利和幸福,关注普遍的人类命运,而不是仅仅关注经济增长和资源配置。而现代主流经济学仍然主要以功利主义作为自己的哲学方法论基础,这一基础正是近年来经济学被批评为“一门冷冰冰的学科”的原因。

  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丹尼尔·卡纳曼(Daniel Kahneman)教授,表彰其将前沿的心理学研究方法引入了经济学研究,使人类在不确定条件下如何作出判断和决策的研究开始进入经济学理论的思考范围。卡尼曼主张放弃理性选择假设,更多考虑心理偏好、价值观念等心理因素对个体行为的影响。他使人们认识到,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财富与快乐的正相关性在逐渐减弱,幸福更多地来自于对事物的体验,而不是物质财富本身。行为经济学弥补了传统经济学模型中的不足与缺憾,修正了传统经济学中关于人的完全理性、人的自利性、完全信息、效用最大化和利润最大化等基本前提假设。从而确立了经济学主流向以人为本方向转变的趋势,实现着幸福在经济学领域中的回归。回归幸福的经济学,标志着当今经济学主流由理性人研究转为行为人研究的变化趋势,以及社会价值观念由以物为本的财富观转为以人为本的幸福观的变化趋势。

  美国华裔奚恺元(Christopher K. Hsee)始终致力于研究最大化人们的幸福,他是第一个将幸福学和幸福指数概念引入中国的美国研究学者。他认为更多的财富并不一定带来更多的幸福,2003年在其《从经济学到幸福学》中分别从适应性理论、可评价性理论和社会性比较以及时间模式三个方面证实“财富≠幸福”,他同时提幸福的最大化是经济发展的终极日标,并且把这种理论称之为“幸福学”。

  国内外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认识到,忘记了“财富增长促进幸福增长”只是一个假定,把它当成一个绝对的普遍的真理,是不对的。在现在经济学对幸福的回归中,许多研究表明,财富增长不一定带来幸福增长。但另一方面,完全否定这个假定,认为财富增长一定不带来幸福增长,甚至是一定带来幸福的负增长,也是不对的。财富增长不一定带来幸福增长,在逻辑上并不能够推出,幸福增长要求财富负增长(实证研究也不支持这种推论)。回归幸福的经济学,也不否定已有的经济学的成就。作为分析和追求效率的科学,当我们记住成本和收益不只是以货币计量的所费和所得,其终极目标是“幸福最大化”的付出和成果时,仍然是非常有用的。

  经济学最终要回答的是人类如何才会幸福的问题,是人类如何才能避免不幸福的问题。经济学家到了该关注幸福问题的时候了。就像一个轮回,经济学在徘徊了两百年之后又回到了她的出发之点。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些陈腐的教条必须被抛弃,其合理的方法论内核还可以继续发挥作用。在面对幸福这样一个深沉的、凝重的、广阔的、极具有历史感和哲学感的题目的时候,经济学家再也不能怀着一种骄傲的“经济学帝国主义情结”了。经济学家的目光不得不变得开阔而宽容,他们不得不向哲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和政治学家学习,向他们寻求方法论和理念上支持,与他们进行更具建设性的有效的沟通。这也同时意味着,经济学对幸福问题的研究,有可能开启一场经济学方法论上的实质性的革命。对于这门学科即将爆发出来的经济理论革命和社会伦理革命的巨大能量,我们拭目以待。

  四、幸福经济学的价值和发展向度

  20世纪初以来,经济学开始把经济增长置于核心视域。事实上,经济增长是工具价值,幸福才是终极价值。资源配置、社会分配、增长方式等所有经济问题的核心,最终都要看是否有利于增加最大多数人的幸福生活。如果经济有增长而幸福没提高,这种增长不是无意义也起码是缺乏意义的。假如不明白经济的核心问题归根结底是人们的幸福问题,就会迷失经济发展、经济转型、资源配置的根本方向,并在遇到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与环境损害等矛盾时,缺乏根本性科学的取舍原则。经济学如果脱离“幸福”的核心命题,可能最终会导致它不知所终。

  尽管现代经济学对幸福的研究起步较晚,并且幸福与经济学的融合也经历了较长的过程,然而,从当前的现状来看,这种融合至少在如下几个方面表现出极具参考意义的价值:一是,经济学的幸福研究使经济学从传统的仅仅考虑资源分配的模式向如何平衡稀缺资源和人类欲望两者之间的冲突进行转变,并在两者中搭建了人的适应性、社会比较性和期望调整的心理桥梁,极大的拓宽了经济学的研究版图。二是,从幸福与经济学融合过程来看,由于借鉴了来自于诸多其他学科领域(特别是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使对人的行为的研究在这一过程中也得以展开,并且使个体的主观世界开始进入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并得以快速发展,因此,对传统经济学的理论前提,特别是理性假设进行了极大的完善和修正,为经济学在新时期的发展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三是,揭示了幸福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的终极价值理念。经济学的幸福研究最根本地改变了新旧福利经济学把对人类福祉的研究局限于偏好或效应的做法,把经济学的福祉研究提升到人类幸福或快乐的终极层面,将效应从幸福的角度重新界定,回归了经济学的伦理本源。从幸福作为人类发展的终极目标来看,如果说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从根本上而言是人的发展,那么这种融合还体现了经济学在其发展过程中所应具有的人文关怀。相对于以GDP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而言,这一价值理念的转变非同小可,它是对人类行为最高价值与行为的终极准则的偏好明示,并与体验经济学(Experience E-conomics)的研究目标形成某种相互支持。比如,国民幸福指数1,幸福经济学研究的重大意义实际上不在于它的测度,而在于其价值观与方法论上向真理的极限逼近。国民幸福指数统计的开展与幸福经济学研究可促进和引发一场思想运动,从而在国民心中逐渐形成一种思想共识。事实上,幸福研究大有可为,尤其是其在经济学中可以将单纯的数字关注拉回到关注人本身,重新回到“人类行为的经济学”上来。正如微积分是因为工程师觉得好用而最终被坚持传承下来,并且得到了证明一样,对幸福影响因素的经验研究,也将会很有价值。这可能会为经济学创造一个更灿烂的前景。对幸福的研究给了经济学一个崭新的视角,丰富并深化了经济学的内涵,促使经济学家更加全面和深远的考虑问题,并且促使经济学更好的和其他社会和自然科学融合来解决人类社会共同面对的问题:追求幸福—我们的终极目标。怎样在社会资源有限,总财富不变的条件下使人们更加幸福是现今经济学家面对的一个最为重大的课题。

  着眼于系统性的研究视域,幸福经济学要完成其作为经济学分支体系的理论建构,需要着重在以下两方面获得突破与发展:一是在幸福经济学研究的深度与系统性方面拓展,借助于哲学、经济学、脑神经科学、行为学的理论与知识,在幸福生成原理、需要原理、广义效用理论、消费原理、生产原理以及公共政策选择等方面形成微宏观相结合的一体化研究,以构建幸福经济学的系统化理论机理,使之成为一门独立的经济学分支。由于幸福是人类行为之核与终极价值,这个内核的结构与价值体系是丰富的,需要借助于脑科学、行为学、伦理学(如动物快乐)等多学科知识。目前国内外经济学均已有这方面的跨学科研究,以解释人们偏好行为的形成机理与苦乐体验生成的系统原理,但这些研究仍是尝试性的,离幸福经济学的系统性距离尚远。二是与计量经济学、统计学、心理学、经济社会学等学科结合,吸收其他学科对于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1、幸福指数、快乐指数研究的成果,形成对幸福计量的理论机理与方法的系统研究。这一发展的经济学介入角度主要是通过研究与设计基于主客观因子结合、自诉客观因子与统计客观因子结合的幸福指数量表,以便在具有良好信度、效度量表的基础上,通过大样板、规范化、系统化的国民快乐、幸福状况调查,来实现国民幸福指数核算方法的稳定性与有效性,为显示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面效果提供重要的评价依据,同时也为幸福经济学的发展提供实证支持。(文章转自《唯实》2012年第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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