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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建:敬畏现实的复杂性,不折腾是宏观管理的关键

赵建赵建 06月05日 10:53 发布于[财经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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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赤字+滞胀”将会埋葬不断饮鸩止渴的凯恩斯主义,激发真正的供给侧改革。现在流行的MMT理论,实际上是货币凯恩斯主义的变种,财政金融化是天使魔鬼一念之间,一旦染上赤字货币化的毒瘾,靠税收回收货币那是纸上谈兵。

  从历史来看,1979,1989,1999,2009,都是特别难熬的命运决择时间,然而国运恰恰就是从困境甚至是绝境中熬出来的。但关键要看政府自身的供给侧改革。因为中国经济的根本特征,已经从超级规模性演变为超级复杂性。

  政策自身成为波动的根源,源自于我们缺乏对复杂经济体的认知,用简单一刀切的线性政策应对非线性复杂问题。这几年不可忽视的一个经(jiao)验(xun)是:如果政府自身不先做供给侧改革,那么其他的供给侧改革将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其实根本问题还是在分配侧,即企业和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份额过少,生产性努力激励不足,缺乏微观活力。

  对于复杂系统,最好的应对是不折腾,在做好法制民生等基础性工作的基础上,尊重系统自身的演化规律。

  一,形势可能比我们想象的严峻,关键依然要看“乡土中国”和“线上中国”的危机缓释能力

  虽然一季度的天量信用脉冲硬是托起了经济的一横,使增长曲线看上去比较平滑,GDP同比增速超预期得好,但是大家对经济的实际体感温度却并不是那么舒适。汽车销量和发电用煤在加速下滑,1-4月全国乘用车销量683万辆,低于同期的2018、2017、2016与2015,直接倒退回了5年前的水平,就连百度和央视的广告收入都在前所未有地回落到历史新低。形势可能比我们想象的严峻的多。

  发电用煤变化显示经济下滑严峻  

  利润增速下降形势严峻

  资料来源:统计局

  我们草根调研的几个现象,一是乡镇企业正在大批大批倒闭,主要集中在汽车零部件和纺织工业等行业,这些本来就是“顺周期+污染型+出口导向”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可以说当前受到三重打击,经济下行,环保治理和贸易摩擦。中小企业物种的大批灭绝,破坏了经济的生态性,也就破坏了经济的韧性。

  二是过去吸收工业化危机的“乡土中国”和“线上中国”,它们的危机缓释也就是失业人口的吸收能力已经大不如从前。一方面农村耕种土地在大面积收缩,粮食生产在货币化计价体系里根本不赚钱;另一方面乡村经济生态也已改变,没有像样的产业,加上前面所述的没有顺利升级的乡镇企业正在消失,就业吸收能力更低。尤其这几年加速进行的城镇化,不合时宜的农民上楼,更削弱了原来乡土中国的韧性。

  线上和互联网产业原来吸收了大量传统产业的失业人口,网约车、外卖和快递小哥、网红经济、共享经济、直播和自媒体等产业,原本吸收了超过1亿结构性再就业的人口,但是随着互联网大潮的褪去,线上岗位不仅没有再增加的空间,最近一段时间还在加速裁员。

  三是稍微大一些的国企和龙头企业,或者是资产负债率过高,面临着较高的债务偿还压力,尤其是前几年经营太激进,过多涉入房地产和金融租赁等资金密集型行业的,存在巨大的资金链断裂风险。而一些还不错的民营上市企业,也因为股权质押和股市大幅波动搞的伤痕累累,自身的财务问题都难以应付,就不用说什么加大投资和扩大再生产了。

  其实最严峻的倒不是周期性下坠,而是过去常用于对冲周期性下落的惯常手段正逐渐失效。有三个信号正在证实我们这个担忧,一是依靠信用脉冲打鸡血形成的反弹持续时间越来越短,所起的效果越来越微弱,流动性陷阱的问题越来越严重。本质是货币灌溉激发经济动力的合意区间已过,实体经济没有好的项目,没有赚钱的机会,投再多的货币,行政命令压力下投再多的信贷,在货币端都可能只是形成投机型资本,或者被窖藏起来(换成良币房产或转移出去)。

  二是有效的信用还是起不来,现在依靠政策的行政性命令投放到中小企业的信贷有哪些是市场化有效的还算不清楚,估计副作用半年后会显现,但是国有大型银行依靠政策性资金压低信贷价格对信用生态的扭曲问题已经出现,很多立足当地中小企业的小银行压力越来越大;设想一下在这次信贷运动中,国有行为了完成行政指标过度压迫小银行的生存空间,到时小型银行越来越少,都是只愿意服务大客户的中大型银行,整个信用生态又会造成破坏。这恐怕和中央的金融供给侧改革初衷完全不符。

  三是巨大的赤字压力前所未有,在既有预算约束下财政的持续能力令人担忧,而如此猛烈的信贷刺激引发的通胀已经猝不及防的出现,这个类似2009年的“四万亿”。单纯用季节性和天气问题来解释水果蔬菜价格的普遍大幅上涨并不具备足够的说服力。如果考虑到猪肉价格的问题,接下来的通胀压力可能并不会很快缓解。滞胀一旦起来,运用了十几年的凯恩斯方法可能就要走到穷途末路。

  有没有来自外部力量的救赎?比如这一次所谓的“新周期”所依赖的对外出口。很显然,根据中国现在的经济地位,已经不是一个只受外部影响而不影响外部的小国经济体。全球经济的整个动力机制传导是,众多资源和高端制造国家依赖中国生产加工,中国制成产成品后依赖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发达国家进行消费。在这种国际分工体系下如果占全球GDP比重超过40%、对全球GDP增长贡献近60%的两个国家之间发生贸易摩擦,那么全球经济增长的前景将如何?

  答案可想而知。我们认为,如果中美贸易摩擦事态继续恶化,全球经济即将陷入最近十年最严峻的经济衰退。综合世界银行、IMF以及几家大投行简单的线性测算,可以估计今年全球GDP增速将比预期下降0.4~0.8个百分点,如果叠加产业链上的乘数影响,对全球GDP的拖累可能超过1个百分点。

  这意味着多年以后,全球经济增速可能重回3%以下。如果中美贸易摩擦进一步恶化,情况可能更加严重。因为贸易去全球化不仅影响当期的生产性活动,更严重的是会影响到对未来的预期。导致的结果,短期会减少全球企业家的存货投资和消费者的消费计划,长期会影响到资本性支出。这样的后果就是,最近两年,外部贸易和经济环境不仅不是中国的救赎力量,而且会通过双向正反馈来加剧经济下行的压力。

  二,政策扰动是本次经济下行的一个重要原因,根本上是政策线性化与现实复杂性的错配

  这样的严峻形势,除了逃不开的周期性下滑力量,最近几年实施的各项政策所造成的大幅扰动和副作用,是另一个重要原因。我觉得有形之手的超边界干预不当,对复杂经济系统的简单线性扰动,在执法过程中曲解政策本意、偏离中央初心的基层扭曲行为,在经济下行过程中对削弱经济韧性起到了很不好的效果。

  去杠杆政策的效果并不平衡

  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一定要认识到的两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一是中国经济的超大规模性,十四亿人口,多个超级大都市及都市圈,广阔的地域和统一的市场,相当于两个个欧洲,几个美国和日本。这个超级规模大国在历史上,在世界其他地方是罕见的,它有自身的发展规律,但基本的规律能否独立于普遍规律之外,我觉得也很难。中国特色这个词汇,是有阶段性的,要慎用。实际上谁也逃不脱基本规律的惩罚。

  二是规模快速发展到一定程度,形成进化式的有机结构和纵横链接,就会演化为一种超级复杂生态体系,这是认识中国经济处于“后发展阶段”的基本前提。这种复杂性既有正向的一面,就是所谓的创新的涌现。真正的基础性创新是无法设计的,必须基于一个生态多样性的建构和目的意识淡化的系统。创新需要公共研究,需要政府的支持,但并不是说可以靠金钱砸出来。创新的本质还是需要一个自由的人本主义环境。人如果不能称其为人,只是棋盘中的一颗小棋子,又没有建国初期那股精气神,怎么可能有创造性的活动。

  更需要认清的是这个超级复杂体负向的一面,那就是对线性政策的各种有害反馈。本来政策作为一种外生力量是为了产生熵减,但过了某个阈值,简单线性的政策干预成为了一种熵增,通过伤害结构增加系统的无序,这就产生了潜在的系统性风险。金融危机10年,中国政策层为了对冲周期性力量的下坠,我们采用了过多的总量刺激政策,付出了结构扭曲的代价。最近三年,通过供给侧改革进行硬性校准,具体体现为三大攻坚战,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慢慢从熵减变为熵增。

  这就产生了两个令人担忧的现象,一是靠组织自己内生的自我循环、自我熵减的能力越来越差,原因主要是过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增量改革中,没有为总量构建一个好的承载结构。根据结构主义,结构决定规模的边界,你的地基是三角形还是五角形,符合不符合力学原理,决定着大厦的高度。如果一开始为了快速发展总量忽略了结构问题,那么总量膨胀越大越危险,因为你是在一个非常脆弱的根基上建构。

  另一个现象是政策自身开始成为不稳定的源泉,比如金融去杠杆太剧烈,过于一刀切,容易引发信用违约潮和资金链断裂潮。其实中央的本意是好的,但执行过程中,往往按照“体制舒适度”拣软柿子捏,去的都是没有体制阻力的市场化的民企中小企业,很多中小企业被去死了,现在亢龙有悔再加杠杆有什么用?

  环保治理也差不多是这个道理,污染大户也是纳税大户,执法部门不想动也不敢动,那就只能拿小商小户作为业绩。甚至某些地区环保治理部门粗暴执法,打着环保名义拆除一些农户的养鸡场养猪场,导致一些靠贷款建养殖场的农户破产而自杀的恶性事件。拆违也是一样的道理。

  这就引起我们的反思。为什么中央出台的那么多好政策,利国利民的政策,到了基层执行层面就变成了粗暴行为?尤其是去年以来,这些政策的扭曲执行,应该对本次经济下行付一定的责任。所以我认为这一次不仅是周期性力量,还有政策的巨大负面冲击。感觉最近两三年,折腾得太多,整个经济生态被扰动得太厉害。

  更深一层的原因是什么?我觉得是很多人不懂现代经济的基本原理,也就不懂宏观经济管理的基本方法。宏观管理最重要的一环是预期管理,在一个政府主导的经济体系里,任何一个具有导向意义的信号都可能引发过度反应。现代经济是很精细很专业的体系,有其自身规律,有很具体的科学方法。

  而且,中国经济已经发展成了一个超级复杂体系。面对一个复杂系统,你还采用过去那种一刀切的线性执法逻辑,造成的伤害会非常大。因此一定要吸取过去几年的教训。在行政队伍里,多一些技术官僚,少一些文宣和口头派比较好。如果大量的时间耗散在内部协调、开非生产性会议等活动上,搞得大家都身心俱疲,人们都明哲保身,不愿意或者懒得指出问题、解决问题,我觉得这就是对中国GDP的损耗。因为产值是时间的函数。

  三,今明两年的凛冬将激发真正的结构性改革,下一轮国运要靠忍和熬

  季节有春夏秋冬,经济有上下起落,这些都是很正常的事情。你看季节的变换,觉得很正常很淡定,但是为什么看经济周期的变化就感到焦虑和彷徨呢。经济的轮回,有开春气象更新,也有立夏热烈似火,有秋天成熟萧瑟,也有冬天万物闭藏。你看透了,也就释怀了。

  夏天过热的时候,就应该想到凛冬到来时的寒冷。这是经济运行的规律,不能总是繁花似锦歌舞升平,冬天来了,冻冻更健康,杀杀细菌、优胜劣汰,才会有新生的力量出现。在冬天活下来的,才是真正健康。

  最近10年与过去相比有很大的不同,是美国次贷危机下阴影一直笼罩的10年,是大财政、大货币、小实体的时间段。你看货币供给(M2),看财政支出和地方债务,看三部门的三张表,都与过去有很大的不同。总结成一句话,这10年是在危机和后危机时代,用牺牲结构来拯救总量的10年,用金融周期来硬抗经济周期的10年。而最近5年,是所谓供给侧改革与明斯基时刻赛跑的5年。

  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标志是从2015年开始的供给侧改革,这实际上是高层开始退出反危机政策的信号。很巧合的是,也恰恰是在2015年,美国开始退出QE并开始加息,它也想退出反危机政策。时间点很巧合,两个国家卡在了一起,但不同的是中国是要从财政端退,美国是从货币端退。虽然中国也累积了大量的广义货币,但根本的问题还是产能。实际上由于决策体制的掣肘,美国并没有有效的财政政策刺激机制,它在货币端的放纵也是靠雷曼、贝尔斯登等几个牺牲品作为游说的现实案例,否则怎么可能说服国会。

  也恰恰是2015年开始,全球经济开始出现了走出危机时代的新周期幻象,中美两国才开始同时准备退出反危机的“战时状态”。其实贸易站也是这种逻辑的延申和深化,是退的航道一个左一个右撞到一起。但问题是,经历了三年的经济回暖,现在全球经济又处在一个下行的周期性关口。

  全球经济正在加速下行  

  但是,中美贸易的摩擦并没有很清醒的意识到全球经济的“冬天”即将来临。或者即使已经意识到,但是过度政治化的失控状态却让事态继续恶化。那么这将导致结构性下坠和周期性下坠双重力量叠加,全球经济不仅面临一次大型下行趋势,还会面临大型通胀的压力。也就是所谓的滞涨——凯恩斯主义的终结者,也是当前流行的MMT的大杀器。

  不禁提一下MMT,其实不客气的说它是为最近十年货币政策放纵辩护的犬儒。赤字货币化,然后用税收回收,有点扯淡。且不说理论上的李嘉图难题,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等问题,且说现实中滞胀出现的时候怎么办?靠税收回收货币?这是财政和货币双重紧缩,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还会加重问题。所以有学者批判MMT是毒药。

  但不得不承认这个理论最近火起来有现实原因,那就是次贷危机后传统菲利普斯曲线的失效,通胀理论的失效。但我觉得这些原理并没有失效,只是政策扭曲的太厉害,时滞错乱,需要更多的时间去观察。

  一旦逆全球化的趋势被美国搞起来,关税的转移会导致一场前所未有的滞胀。这个时候十年的货币扩张将会走向末路,全球经济会面临美国1970s一样的大滞胀问题,此时用了十几年的新凯恩斯主义就会走向破产。这个道理大家应该都懂。

  我们研究过通胀的原理。最近二十年传统的菲利普斯曲线失效,竟然出现长期无通胀充分就业状态。答案在哪?我觉得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全球化的拓展和深化,尤其是中国这个超级规模经济体进入全球分工体系,以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平抑了全球物价,特别是发达国家物价水平。关于全球化与菲利普斯曲线失效的问题,我们会有专题进行研究。

  既然如此,那么逆全球化,尤其是世界第一和第二之间的贸易摩擦,将很可能引发全球性的滞胀。在这种背景下,各国央行的量化宽松好戏可能将会走向尽头。而这种通胀,也并不是各国央行所追求的能带来经济增长和就业的通胀,而是全球交易成本提高引发的成本加成。各国央行对于这种情况明显缺乏应对经验。

  这次猪周期来势凶猛

  资料来源:伍戈读书笔记

  对于中国来说,实际上早就看出了问题的实质,从需求侧转到供给侧。但是整个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落实过程中出现了偏离和漂移,究其原因,是需求侧还有腾挪和刺激的空间。政策的走向也是追求最省事的路径,或者本身就是过去长期沉湎于需求刺激的路径依赖。只要需求侧还有路可走,那么供给侧改革就会大打折扣。追求成本最小化和利益最大化,是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不能用政策意志或公共道德去硬性要求。

  然而即将发生的滞胀将会使需求侧几乎失效,一季度和四五月份的数据正在说明这一切。这是个经济真正的凛冬,但恰就是改革的阳春,因为只有当需求刺激无路可走的时候,增长模式才会摆脱对投资和债务的过度依赖,才会推动真正的供给侧改革,否则只要还有货币放松的空间,政府居民还有加杠杆的空间,房价还有上涨的空间,过去的旧模式就还会继续依赖下去。

  如果寻找历史对标的话,对外有点像美国的1970s下半段,内外交困中被逼的寻找新的出路。对内有点像中国的1990s下半段,一个喧闹时代的落幕,疯狂信用和投资扩张后的废墟,各种坏账和三角债,国企成为包袱,再用银根宽松的刺激政策已经不可能。这两种历史相似情形都逼迫寻找新的出路。

  对美国来说倒逼出来的出路就是大家熟知的里根经济学,政府自己在供给侧做减法,美国经济进入了所谓的“新经济”时代,当然也付出了赤字和贫富分化的代价。中国的1990s末倒逼的是真正残酷的改革,是对国企对国有银行做供给侧减法,并对外降低身段充分融入全球化,结合内部的城镇化浪潮,开启了新一轮国运。

  现在我们处于一个新的历史关口,对内需求侧刺激已经被滞胀和高杠杆逼到墙角,对外面临美国干预下的全球化经济贸易秩序重构,可以说类似2001年的重新入世。形势很严峻,凛冬加深,这对需求管理是个坏消息,但是对于供给侧的改革却是好消息,因为只有这种绝境,才会逼出真改革的共识,才会让政策认清现代经济的真相,才会明白折腾的代价。

  大家都谈国运,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没有天上掉下来的国运,也没有用货币和债务堆积起来的国运。上一轮我们的国运是靠学和拼,下一轮国运恐怕要靠忍和熬。我们一直期待着在最深的需求侧管理的冬天里,孕育出一个温暖的供给侧改革的春天。(文章转自西泽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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