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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康:下篇:走向“现代化国家治理”的财税配套改革

贾康贾康 05月15日 09:06 发布于[财经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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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作正】:我想请教一下贾先生关于税收负担的问题,最近官方已经公布的数据,2018年全国GDP超过90万亿,税收总额大概是15万亿多,税收占GDP不到20%,大概17%到18%。刚才张市长已经讲到2017年、2018年深圳在50%左右,2018年突破2万亿了,这样我们超过了50%。税负从深圳的角度来讲,反映经济是发达的,税收占GDP的比重相当高,我想问的是,贾先生研究这么多年的财税体制改革,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税收占GDP的比重到底多高合适,才能体现企业公民税负合理?

  【贾康】:感谢谢局长的提问,我简单说一下,从国际的经验数据来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有一个按标准口径可比的数据判断量值,政府收入广义的包括税收、非税收入,合在一起,发达经济体宏观而言的政府收入和GDP相比(整个收入情况可以称为宏观税负水平),都是在40%以上,其中不全是税,只是大家约定俗成,所有的政府收入合在一起叫GDP中的宏观税负。北欧的福利国家这一指标可达到50%,如挪威、瑞典那样非常典型的福利国家。发达经济体的平均水平在40%以上,发展中经济体30%出头,我国这几年按照IMF口径,是32%左右,即我们现在的水平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平均值差不多。就全中国来说,不能得出中国宏观税负过高的判断结论,但剩下的是隐性负担,以及结构、绩效,却有很多的问题需要讨论。也得顺应我们特定发展阶段上企业、老百姓的诉求,尽可能控制宏观税负。十八届三中全会说到稳定税负,实际上讲的是稳定宏观税负,后来政治局曾经提过降低税负,但再也没有说过怎样降低。全局来看,有“财政三元悖论”,老百姓特别赞成的减税、改进公共服务增加福利、以及控制公共部门的负债三大取向,大家都会举双手赞成,但这三项,充其量能同时实现两项,不可能三项同时实现,那么就得有一个权衡:既想增加公共服务,又想减税,一定得扩大举债,这是其他约束条件不变情况下的必然选择;想控制债务又要增加公共服务,那就无法有力度地减税——税收必须替代原来设想的举债来支撑公共服务。里面的结构问题涉及三元悖论之下我们如何权衡,有其复杂性,这是讲的全国和国际的对比。您提的问题落到深圳,还得再回应一下:深圳是中国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或是没有之一,可能就最发达了——因为说到广东还有一些拖后腿的地方,广东的清远、河源、韶关稍差一点,深圳哪有拖后腿的地方?深圳总体来说是一个板块,非常发达了),于是出现刚才张市长和您说到的,整个GDP里政府收入高达50%,全口径可能还得再高一点儿(加上基金可能还得更高)。那么中国的中央政府在区域之间,一定是抽肥补瘦,不抽深圳、广东,还抽哪儿?可能也得抽上海、江苏、浙江、北京,如此而已。说来说去,全国放眼看去三十几个省级行政区,能抽的就八九个,中央是按照体制规定,算来算去测算好,以分税制解决这个问题,大家不用吵,也不用“跑部钱进”和拉关系,通过分税制就把中央政府要拿的钱,主要从深圳等地拿足,拿足后可以履行中央政府的职能,其中大部分都去支援欠发达地区了,这就是深圳对全局的贡献。

  有个2000亿和到3000亿,可以支持很多民族地区过日子,西藏,加上甘肃或是加上宁夏、青海可能都够了。当然一般不能这么宣传,但是实际上这体现确实是小平同志所说的,先富起来的地方要考虑大局,回过头来支持欠发达地区。虽有中央牵头的横向对口支持,但其实更多的是靠体制,由中央按照分税制的规则把钱拿足,去支持中西部。

  张市长的观点我也简单回应一下。张市长回答非常对,还要考虑民心向背,所以今年大家充分肯定克强总理的报告中减税降负的安排。还有一个结构的问题:现在减的是流转税,流转税是间接税,直观来讲是企业的税负降低了,其后企业在这种变化情况下,竞争中会采取一定的策略手段,在税负转嫁上有调整动作,比如已经有信息,4月1日增值税降低税率,跟着的就是一些品牌厂家降低价格了,降价等于把国家给他减的税,他让利给后道环节,后道环节很多是最终消费者,比如手机卖到最终消费者,实际承受的税负降低了。增值税减税通过企业转嫁过程,使中国的消费大众得到了实惠。中国的消费大众还是低中端为主,实际上给低中端社会成员增加了共享改革开放成果的获得感。

  这里面三元悖论约束下的另一个考虑:如何在流转税中继续推行减税?要把一般纳税人的三档税率归成两档,现在已经降到13%和9%、6%,三档变两档肯定不能把低的往上提,就是怎么往下降的问题,13%降到9%还是9%降到6%,反正得继续降税。继续降税加上其他的措施,是不是财政过不去,步子就迈不出来?结构上的考虑,还必须让有支付能力的主体更多交税,这就涉及提高直接税比重的问题。我这么多年强调不能忽视房地产税改革,说起来使不少人非常气愤的,这不是减税,实际上是在住房的保有环节使税收负担从无到有,实际上是增税,便不好说,宣传上称之为税制改革,但这确实是为全局服务的制度建设。(此处因涉及敏感词句,删掉94字)底线的人是在节衣缩食的基本生活资料方面有税负而减轻,高端人士是在享受资料的层面有了税负而做的利益让渡,这样整个社会靠再分配机制,抽肥补瘦,会使整个社会更和谐,社会总体的税收痛苦是降低的,是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但这就是很有难度的改革啃硬骨头的问题。按照张市长刚才的思路,我再做点发挥:不光是深圳的问题,现在富豪扎堆在深圳、上海、北京,以后直接税以后出来,又体现这些地方的直接税往上升,房地产税如果真的通过立法,首先从一线城市开征,是运用经济手段取代行政手段,还是会体现在这些地方的收入往上走,那时中央怎样拿这些收入,以便手上有钱更多支持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这就是结构上的问题。

  市场经济发展中,是深圳率先使土地使用权通过招拍挂取得,不是政府决定应该收多少,而是竞争者在竞争中形成的对价,拿到使用权以后,该主体会在物质激励下尽可能发挥竞争中拿到的土地使用权的潜力,以后可能产生的附加值也给税收做贡献。房地产市场上,市场轨这方要遵循土地使用权的取得是通过竞争这一基本规则。如果政府按住了不让竞价,就是否定市场的决定作用。市场轨的逻辑很清楚,靠什么东西引导?如果意识到房地产的保有环节即土地开发出来的成品有持有成本,前面拿地人的预期就变了,就不会动不动顶出一个“地王”。其他很多的收费,从开发环节到交易环节,各种各样的负担,都应该通过改革尽可能减少,这就更合理了。

  政府有其苦衷,中央所说的长效机制,是要找到更合理的基础性激励兼容制度安排,经济上要素竞争性流动,客观上形成的土地开发权及其开发出的成品的价格。至于保障房,是另外的一套调节参数。纯市场轨上的东西,要以行政手段来控制,是地方政府在苦衷之下不得已的权宜做法,不代表着改革方向。

  【提问】:我想接着向您请教两个问题,现在有声音说中国是不具备征收房地产税的基础,首先是因为很多开发商在建房子的时候已经把土增税、印花税、契税转嫁到实际购房人身上。二是我们国家实行土地国有制而不是私有制,是跟已经征收房地产税的国家很大的区别,有人说如果再增加房地产税,有一只羊扒两层皮的嫌疑,您对这个声音怎么看?

  【贾康】:您的问题实际涉及三个层面:第一,开发商拿地时要分析未来的市场,未来市场没有持有环节的成本时,他怎么样拿使用权,会出一个价,如果制度上使未来有预期的持有成本,大家的行为会收敛,这样对房地产市场有压仓促稳的作用,肆无忌惮的炒作一定不敢像原来那么猖狂,拿地也会是另外一种策略。这是“预期”的作用,一定是要往前做预测——现在感觉到拿地方案里包括的税与各种负担,那个时候不同了,就得重新算,测算未来能生成的市场价格,会影响在前面拿地时他给出的报价。

  第二,征房地产税有无硬法理障碍。土地是国有的,只有房产所有权,可否征不动产税?房地产税只是技术上的称呼,美国不叫房地产税,叫财产税,英国叫市政税,日本叫固定资产投资税,这都是技术性处理,仅是称呼的问题。中国的两地试点,叫房产税,也不是房地产税,这不是关键问题,关键就是:是不是有法理上的硬障碍?我们已专门说明,看英国、香港等地,实证的情况是,不存在海外只有终极产权私有土地上才有合法开征房地产税前提的法理,不存在这个问题,这是实践。理论上我们也专门做了分析,这关联相对独立的物质利益,需要调节,不存在调节的硬障碍。

  第三,是重复征收问题,一头牛扒两张皮?有人讲前面土地批租是一张皮,后面征税是又一张皮——其实前面叫地租,后面叫税收,各个国家的实践,都是二者不是必取其一的关系,而是相互怎么协调的关系。而是税收本身也一定会重复,企业交了流转税(流转税好几种),还要交所得税,所得税后给员工发薪酬,老百姓拿到工资,这些主体还要交个人所得税,企业和个人买车辆,还要交车辆购置税,老百姓最后买馒头、买月饼,还含税……重复征收必然存在,只是重复得合理还是不合理的问题。有不少人对房产税的反对意见,是从刚才说的两个切入点——法理障碍和重复征收讲的,听众觉得“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但我们研究者还是想把这个事说清楚,其实不存在硬障碍,也不存在只能征一样不能征另外一样的客观依据。应当是合理协调,一定要争取尽量优化。(文章转自微信公众号贾康学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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