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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李胜:全球资本市场与中国企业海外上市新机遇

刘李胜刘李胜 02月21日 16:25 发布于[财经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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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24日,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由山东省金融工作办公室和青岛大学共同主办的第七届中国公司金融论坛在青岛市即墨区举办。来自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全国社保理事会、中国社科院、上海证券交易所、山东省地方金融监管局、山东省社科院、山东省社科联、暨南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东北财经大学、山东大学、中国海洋大学、中国石油大学、山东财经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山东科技大学、烟台大学、烟台工商学院、青岛科技大学、青岛理工大学、山东管理学院和青岛大学等近百所高校、研究机构和各类智库的专家学者、财经类媒体记者,省内部分地市政府部门、金融办负责人和金融机构、省管大型国有企业和上市公司高管等400多人参加了本届论坛。中国证监会国际业务部原副主任刘李胜做了题为《全球资本市场与中国企业境外上市新机遇》的演讲。在主旨演讲中,围绕全球资本市场与上市公司境外上市谈了自己的实践和学习体会。

  刘教授的整堂演讲一共涵盖了四部分内容分别为中国企业境外上市历程和成就回顾;当前中国企业境外上市需求与迫切性;“沪伦通”有望在今年年内实现,为中国企业和交易所今后与更多境外交易所互通互联开辟通道,在交易产品、发行市场、板块对接等方面得到拓展和深化;如何再创中国企业境外上市和资本运作新辉煌。应该说四部分内容环环相扣,精彩纷呈。几乎每一小节内容均与当前资本市场的热点相契合,整个演讲听下来让人受益匪浅。以下是齐鲁财富网整理的刘教授的演讲全文,供大家学习品读:

  刘李胜教授在第七届中国公司金融论坛的主旨演讲:

  各位领导嘉宾朋友上午好!

  很高兴出席第七届中国公司金融论坛,在“改革开放40年与中国资本市场”这个主题下,谈一点实践和学习的体会:《当前全球资本市场与中国企业境外上市新机遇》,供大家参考。共讲四个小问题。

  一、中国企业境外上市历程和成就回顾

  我相信在座的各位都同意,中国今后要更好发展,集改革开放40年基本经验,就是要继续利用境内境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加速企业转型升级,改革发展。这实际上也是我国政府的一贯政策。正是在这个大政策支持和指导下,我国境内企业在境外上市和国际资本运作方面,才取得了非常瞩目的成就。

  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青岛啤酒作为第一家在香港市场成功发行了H股,揭开青岛经济开放的新一页,这也载入中国资本市场史册。之后,有上百家国有大中型企业赴香港发行H股、红筹股,以及在美国和全球发行ADR和GDR(美国存托凭证和全球存托凭证),高效、便捷地解决了部分国有企业资金困难,支持了一批重点建设工程和技术改造项目,改善了企业的资本结构,在境内外共同监管背景下,促进了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与此同时,先后有上千家民营企业利用直接和红筹上市方式及VIE结构,在香港、美国、欧洲等全球资本市场发行上市,从资本市场掘得第一桶金,走上发展“快车道”。有些已经发展成为“独角兽”和行业“隐形冠军”,为中国经济发展、财政收入、劳工就业和国际文化传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近些年来,我国境内具有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特征的创新型企业在境外成功融资上市,为中国境内资本市场改革提升、休养生息、上市公司结构调整、资源优化配置,迎接更大开放赢得了时间,缓解了接受大盘股的压力。在此,我们应当感谢那些青睐、追捧、认可中概股的境外投资人(包括机构和个人的投资人),他们中有很大一批是境外上市的中概股公司的忠诚投资人。他们的投资行为既是对中国企业的认可,更表明对中国经济前景抱有信心,今后依然需要得到他们一如既往的支持。我们还要感谢那些处在两地或多地推进中国企业境外上市和资本运作的监管者和市场从业人员,他们做出过不可磨灭的业绩和贡献。在我的心目中,那些勇于开辟境外资本市场,在国际商业舞台和全球化竞争格局中拼搏的企业家,特别是在当前贸易战、金融战、科技战背景下,利用外国资本等资源更好发展中国经济、同时也助力全球经济、创造丰功伟绩的创业家,更是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我真诚地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二、当前中国企业境外上市需求与迫切性

  在当前中国经济面临深层结构调整,新旧动能加速转化的形势下,境内企业要不要继续赴境外上市和开展资本运作呢?回答当然是肯定的,而且有更大的迫切性。这里有许多原因,只提及其中两点:

  第一个原因是,这么多年来我们的货币超发,当然主要是通过影子银行渠道广义货币M2超发。2017年时,总债务占GDP比重已超过256.8%,资金约为60多万亿元。当前和今后几年的重要任务就是结构性去杠杆,分行业、分部门、分时间、分优劣,分轻重缓急,坚决去杠杆,因而各种机构包括企业、居民部门、政府融资平台、金融机构等都逐步去还款,资金链会变得紧张起来。相关联的一个现象是,大量资金吸附在房地产市场,房地产价格已非常高,抑制了对实体企业的投资,也抑制了个人和家庭的其他消费,所以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重视外国资本。如果企业能够吸引投资来增加净资本规模,就相应降低了负债率,达到去杠杆的效果。境内企业如果能够成功到境外上市,而且能够筹到资金的话,无论是中国的钱,还是外国的钱,都是幸运的。

  第二个原因也是一个特殊原因,就是最近几年来,特别是前几年,中国企业做了大量跨境并购,仅2017年跨境并购案就达866宗,金额为1419.2亿美元。跨境并购除经中国政府批准,对外直接投资外,另一个基本方法是内保外贷,即境内企业将人民币存入中国的银行作为抵押,境内银行指定它的境外分支机构或外国银行贷款给境内企业的境外并购公司外币,但是境外并购公司运作有一个过程,并不能保证很好按时足额偿还境外银行的外汇利息和本金。探讨解决这个问题的一种可行的方法,就是选择好的境内公司到境外上市,境外并购公司用外币资金购买境内企业的境外公司发行的股票,境内商业银行的投资公司将人民币先借给境外上市公司的境内运营实体使用,然后转股,这是一种简化的将货币与股份对冲或互换的形式,既不需要把人民币调出境外,也不需要把外汇换作人民币调入境内,可以理解为一种跨境债转股模式,具体的操作方案可在会后深入探讨。

  三、全球资本市场形势与上市新机遇

  我们欣喜而振奋地看到,尽管当前全球经济形势错综复杂,但在中国的努力之下,还是出现了许多有利于境内企业境外上市的新机遇的。这里简要提示一下:

  一是我们毗邻的“一国两制”下的香港市场进行了25年来最大的改革,增质主板,改质创业板,允许上市的新经济企业有特殊股权安排;符合条件的生物科技和生命科学企业上市豁免利润;已在美国上市的企业欢迎回香港第二上市。境内和香港两地证券监管合作,开启H股全流通试点,联想控股经批准成为第一家全流通试点企业;境内新三板市场与香港资本市场架起桥梁,挂牌企业可以没有前置条件地同时在香港上市。

  二是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与德意志交易所合资成立的位于德国金融中心法兰克福市的中欧国际交易所,在2015年底开业并上市多种交易品种以来,不久前迎入中国境内A股上市公司青岛海尔第二上市,青岛海尔成为第一家A+D股的上市公司,开辟了境内已上市公司和拟上市公司在欧洲和全球IPO新渠道。这一历史性事件意义非同寻常。在海尔上市前夕,我也接受上海证券报专访,回答了海尔定价等相关热点问题。中欧国际交易所将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开放前沿,也是境内资本市场延伸国际市场的高地。

  三是“沪伦通”有望在今年年内实现,为中国企业和交易所今后与更多境外交易所互通互联开辟通道,在交易产品、发行市场、板块对接等方面得到拓展和深化。据公开信息,在满足特定条件后,已在伦交所主板上市的中国企业可在上交所挂牌CDR(中国存托凭证),在上交所上市的A股公司可在伦交所主板挂牌GDR。伦交所上市公司发行CDR暂时只交易不融资,上交所上市公司发行GDR可在全球融资。不久前华泰证券已经公告,有望成为首家在境内、香港、伦敦三地上市的公司。

  另外,我们还注意到,中方几家交易所和有国家开发银行背景的中巴投资机构参股的巴基斯坦证券交易所,也将成为中国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项目的桥头堡,逐步发挥应有的资本市场功能。

  我们的资本市场会越来越稳健地开放,证券业将越来越提升国际化水准。特别是外资证券机构进入境内条件更加宽松,境内投资者经过一次次市场洗礼后,正在走向成熟和理性,为再创中国企业赴境外上市,开拓国际资本运作新局面,提供了良好契机和有利条件。

  四、如何再创中国企业境外上市和资本运作新辉煌

  在当前境内外资本市场形势下,我们该如何再创境内企业境外上市和国际资本运作的新辉煌呢?我提出几点不成熟的建议。

  要重建中概股企业在国际资本市场的良好形象。已上市公司和拟上市公司都需从自己所处行业和实际情况出发,找准国际投资人的需求点、关注点和兴奋点,以质量、品牌、声誉和诚信推介自己,真正取信于国际投资人。无需再刻意包装利润,因为赚钱的不一定值钱,值钱的不一定马上赚钱,国际投资人对看好的企业有独特的估值标准,越来越重视企业科研投入、收入、净利润、净资产、市值等综合指标,不再单纯以利润多少作为估值标准。一家企业的价值首先体现在行业是否正确,第二看已花了多少钱搞研发,第三看未来盈利空间的大小。这个判断标准与市场进化和投资人成熟度有密切关系。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决不是一句空话,关键是看上市公司科研投入。美国上市公司平均每家科研费用为2亿多美元,中国上市公司平均每家为1亿元人民币,二者相差十多倍。美国股市在19世纪70年代,股指一直徘徊在1000点,直到80年代后增大企业科研投入,进行创新,股指才涨起来。

  拟上市企业要及早具备独角兽基因和转型升级切实计划。我考虑,独角兽基因可以概括为四个:(1)有好的创业团队和激励约束成长机制,重视股东结构和股权结构优化;(2)有互联网+和新技术的优势,不是单纯的生产和制造业务;(3)有复利机制和连接买卖各方对接的平台,不局限于传统的单纯买卖关系;(4)形成产业链上各方相互依赖的生态环境,而不是传统意义的战略联盟。传统企业转型升级可以包括四个方面:(1)由重资本型向轻资本型转化,让企业发展更灵活;(2)由规模管理向质量管理转化,向质量要效益;(3)由依赖政府补贴扶持向独立生存发展转化,形成真正的市场主体;(4)由“三低”(低劳动力价值、低资源价格、低附加值)向高科技、高节能、高附加值转化。对这些基本问题,我愿与大家一道继续深入探讨,这里只提出若干基本设想。

  把境外发行上市与境内私募融资紧密结合起来。境内对将要推出的科创板施行注册制试点。境外采用的以信息披露为中心的发行监管制度更为成熟,对满足信息披露要求的企业上市会敞开大门,而中国境内许多投资人也在为资金寻找多种出路。世界在关注中国经济发展,境外投资人也关注中国投资人动向。如果一家赴境外上市的企业,有众多中国资金投入,一般外国资本也会跟投。境内资本怎样才能在发行市场进入境外上市公司,这是一个涉及外汇管制而需要进一步研究解决的问题。比如,中国境内投资人如何认购中欧国际交易所和伦敦证券交易所等上市股票,固然可以通过QDII(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买卖,我初步认为或尝试建议直接采取更简便的办法,在红筹上市模式下,在境内筹集的人民币资金直接进入境内运营实体公司,变成境内公司对境外上市控股公司的负债,在条件成熟时再进行转股交易。

  更积极地拓展境外新证券交易所上市。近年来全球经济渐次复苏,股指走势盘旋上升。中国境内企业和投行需敏锐抓住有利的时机和地点,在进一步巩固原有主要上市地证券交易所渠道的同时,扩大更丰富的资金来源和更广泛的投资者基础。一般来说,“物以稀为贵”,凡是在新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前几家中国企业,它们的股价和筹资额都是比较理想的。联交所李小加先生20年前担任美林亚太中国业务总经理时讲过,选择上市地有六个考量:当地投资者基础;二级市场流通性;公司估值情况;信息披露要求;研究方面的跟踪;融资及上市费用。我觉得,今天我们尽可放开眼界,在全球市场选择交易所和上市方式、上市板块、上市品种。全球还有许多证券交易所在争夺优质上市公司资源,吸引独角兽、高科技和高成长企业上市。原则上讲,只要企业足够好,在全球哪里上市都会受到欢迎。企业成功上市殿堂就在企业家的脚下,关键是迈出坚实的一步。“过了河才是神仙。”

  最后,我想大声说,开放的全球资本市场需要中国企业,中国企业发展也离不开全球资本市场。昔日的青岛啤酒和今天的青岛海尔首开了H股和D股上市之先河,为青岛企业、山东企业乃至全国企业树立了榜样,我们应当向它们学习,以更开阔的改革开放视野,通过更扎实而细致的真功夫,再创境外上市和国际资本运作新辉煌!(文章转自齐鲁财富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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